九岁那年,后妈带来的弟弟掉河里,捞上来,人已经僵了。那是三伏天的午后,日头毒得能烤化柏油路,村头的河湾是我们这群孩子的乐园。弟弟刚跟着后妈来我家三个月,才七岁,扎着小揪揪,总爱跟在我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姐姐”喊得脆生生。那天我蹲在河边摸螺蛳,他追着一只蓝翅膀的蜻蜓跑,脚踩在滑溜溜的青苔上,“扑通”一声就栽进了深潭里。

  我吓得魂都飞了,扯着嗓子喊“救人”,声音都劈了叉。村里的大人扛着渔网、撑着木船赶过来,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弟弟捞上来。他小小的身子硬邦邦的,像块冻透的石头,脸青得发紫,嘴唇乌青,小手还紧紧攥着半根狗尾巴草,那是他刚才要编给我的。

  后妈疯了一样扑过去,把弟弟搂在怀里,眼泪砸在他冰冷的脸上,哭喊声撕得整个河湾都发颤。她一遍遍地喊着弟弟的小名,拍着他的背,想把他喊醒,可弟弟的眼睛再也没睁开过。父亲蹲在河边的老槐树下,烟杆捏得指节发白,一口烟都没抽,只是盯着浑浊的河水,肩膀不停地抖。

  我站在人群外,浑身冰凉,连哭都忘了。明明前一秒,弟弟还笑着跟我说,要摸最大的螺蛳给我炖汤;明明我只是转身摸了个螺蛳的功夫,他就没了。我总觉得是自己没看好他,是我不该带他来河边,九岁的我,把所有的错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弟弟的丧事办得很简单,一口小小的薄皮棺材,埋在了村后的坡地上。后妈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眼睛哭肿得像核桃,看我的时候,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片空茫的悲戚,那眼神比骂我打我更让我难受。家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再也没有弟弟的笑闹声,后妈再也没给我煮过我爱吃的糖糕,父亲也很少再跟我说话,每天只是闷头干活,回来就坐在门槛上抽烟。

  我再也不敢靠近那条河,放学绕着远路走,夜里总做噩梦,梦见弟弟追着蜻蜓跑,回头喊我“姐姐”,可我一伸手,他就掉进了河里,怎么抓都抓不住。我开始变得沉默,放学就躲在屋里看书,不敢跟后妈对视,也不敢提弟弟的名字,仿佛只要不提,那场意外就没发生过。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离开村子去外地读书、工作,很少再回家。去年过年回去,后妈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见我,递过来一碟糖糕,还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味道。她轻声说:“那年的事,不怪你,是孩子命薄。”

  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突然就红了眼。这么多年,我一直背着愧疚过日子,却忘了后妈失去的是她的亲生儿子,她的痛,比我更甚。

  村头的河还在,河水依旧缓缓流着,河边的芦苇长得比当年还高。风一吹,芦苇絮飘起来,像极了当年弟弟追的那只蓝蜻蜓,晃啊晃,飘向村后的坡地,那里埋着我永远停在七岁的弟弟,也埋着我九岁那年,碎在河风里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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