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嫌我穷拆散我俩，32年后我以市委书记身份考核她区长丈夫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欢迎您来到钱多多故事会，现在开始今天的故事

　　会议室里的空调开得跟太平间似的，冷

　　气直往骨头缝里钻。我坐在主席台正中间，手里那份干部考核材料沉得压手。封面上一行加粗黑体字：“王宏斌同志干部考核报告”。 王宏斌。 这三个字我盯着看了足足半分钟，纸边都快被我捏皱了。 他就坐在台下第一排，深灰色西装，蓝条纹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鬓角那儿白得扎眼。他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背挺得笔直，可我看得清楚，他右手食指在左手手背上一下一下地敲，那是他紧张时改不掉的老毛病。 三十二年了。 谁能想到，这辈子还能在这种场合，以这种身份，再见到这张脸。 我的目光从他身上挪开，扫向旁听席。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苏曼青低着头，手里攥着一个米白色的手包，攥得指节都发了白。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针织衫，头发松松地挽着，侧脸那道熟悉的弧度，和我记忆里二十岁的样子重叠在一起，又迅速被岁月磨出的细纹割裂开。 喉咙有点发干。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已经凉透了，涩得人皱眉。

　　“各位同志。” 我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响起来，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假。底下十几号人，市委班子的，组织部的，纪委的，还有区里几个干部代表，全都齐刷刷抬起头。 “今天，我们召开王宏斌同志的干部考核会议。” 每吐出一个字，都像在往自己心口上钉钉子。三十二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苏曼青她爸苏国富，一个县里的组织部副部长，就站在他家那个铺着大理石地砖的客厅里，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 “陈默，你一个山沟里爬出来的穷小子，爹妈都是刨土的，你拿什么娶我闺女？你配吗？” 他那张油光满面的脸，那双眯起来看人时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的眼睛，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现在，他女婿的政治前途，就捏在我这个“穷小子”手里。 命运这玩意儿，真他妈会开玩笑。 一九九一年，我二十岁，在省城师范大学读中文系。苏曼青读外语系，比我低一届。 认识她是在学校图书馆。我在角落里翻一本快散架的《百年孤独》，她抱着一摞英文原版书走过来，没留神撞掉了我的笔。弯腰捡笔的时候，她马尾辫扫过我手背，一股淡淡的茉莉香。 “对不起啊同学。”她抬起头，眼睛亮得像蓄着两汪清泉。 后来她总说，是我先追的她。其实不对，是那阵茉莉香先动的手。 我们好了以后，成了学校里挺扎眼的一对。我个子高，但瘦，穿来穿去就那两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她不一样，她漂亮，会打扮，走在哪儿都有人回头看。晚上我们常去学校后门那条栽满梧桐树的小路散步，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她挽着我的胳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声音软软的： “陈默，你说咱们毕业了会怎么样？” “我找个报社当记者，你当翻译。咱俩租个小房子，下班了一起做饭。”我握紧她的手，她手指细长，有点凉，“等我攒够了钱，就娶你。” “谁要嫁给你啦。”她笑，掐我胳膊，但没松开手。 那时候我真觉得，天底下没什么能把我俩分开。爱情多牛逼啊，能填饱肚子，能挡住风雨，能让我们在破烂的出租屋里活成神仙眷侣。 直到我跟着她回了一趟家。 她家在县城，父亲苏国富是县组织部副部长，母亲在县医院当会计。家里是那种单位分的家属楼，三室一厅，铺着亮得能照见人影的地板砖，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山水画。 我去之前，特意用省下来的饭钱买了瓶“西凤酒”，两条“红塔山”。进门时，苏国富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抬眼瞥了我一下，没起身。 “叔叔好，阿姨好。”我把东西放在茶几边上。 苏国富放下报纸，目光像探照灯似的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小陈是吧？坐。” 我拘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屁股只敢挨半边。苏曼青挨着她妈坐，冲我使眼色，让我别紧张。 “家哪儿的啊？”苏国富点了根烟，慢悠悠地问。 “榆林市，青石镇，陈家沟。”我老老实实回答。 “哦，山里。”他吐了口烟圈，“父母做什么的？” “种地。家里还有几亩果园。” “兄弟姐妹呢？” “一个弟弟，今年高三。” 苏国富没再问，只是点了点头，那表情说不清是了然还是不屑。他转向苏曼青：“小青，去给你妈搭把手，厨房里炖着汤呢。” 支走了苏曼青，客厅里就剩我俩。沉默了几秒，他弹了弹烟灰，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得我脑仁疼： “小陈，听小青说，你俩处对象呢？” “是，叔叔，我们……” “我不同意。”他直接打断我，一点弯都没拐，“小青年纪小，不懂事，被你们这些穷学生几句花言巧语就哄住了。你拿什么对她好？毕业了回你们那山沟沟？还是留在省城住地下室？” 我脸涨得通红，血往头顶涌：“叔叔，我会努力！我成绩不错，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我能让曼青过上好日子！” “好日子？”苏国富笑了，是那种从鼻腔里哼出来的冷笑，“你知不知道好日子什么样？就你这样的，奋斗十年，能在县城买上个厕所不？我闺女从小没吃过苦，她将来是要坐办公室、喝咖啡、出国考察的，不是跟你去啃窝头咸菜的。” 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话我就撂这儿。你离我闺女远点。她以后要嫁的人，我早就物色好了，区长老王家的儿子，王宏斌，省城大学毕业，一回来就是副科级。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那瓶西凤酒和两条红塔山，原封不动地被我拎出了门。苏曼青追出来，在楼道里拉住我，眼睛红得像兔子。 “陈默，你别听我爸的！他说的不算！”她哭得喘不上气，“我就跟你，我谁也不跟！” 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的茉莉香，心里像被钝刀子割。我说：“曼青，你信我，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让你爸，让所有人，都他妈得仰着头看我。” 那天晚上，我在回学校的夜班车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田野，把嘴唇咬出了血。 毕业分配，我去了市里的《晨报》当实习记者，一个月工资三百八。苏曼青进了市外事办下面的翻译中心，临时工，一个月四百二。 我们在报社附近的老居民区租了个单间，十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转个身都费劲。厕所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夏天味儿能熏一跟头。但那时候不觉得苦，晚上挤在那张小床上，听着窗外街上的车声，觉得这就是全世界。 我们偷偷领了证。没敢告诉她家里，我的意思，等我干出点名堂，再风风光光补办婚礼。她把那个红本本藏在她装内衣的抽屉最底下，像藏着一个甜蜜又危险的秘密。 我玩命地干活。别人嫌累嫌远的采访我去，别人不愿意写的批评报道我写。通宵赶稿是常事，泡面吃到想吐。就为了名字能多上几次头版，就为了年底评个先进，能转正，能涨工资。 苏曼青也累。翻译中心的活儿琐碎，还得看人脸色。她从小没受过委屈，现在为了帮我瞒着家里，跟她爸妈打电话都得躲到外面公共电话亭，编瞎话说住在单位宿舍。 我以为只要我们俩拧成一股绳，日子总能熬出头。 我太天真了。 那天我出差回来，比预计早了一天。推开出租屋的门，看见苏曼青坐在床边，眼睛肿着，地上扔着几个撕开的信封。 “怎么了？”我放下包。 她没说话，把一封信递给我。是她妈写的，字迹娟秀，内容却像淬了毒的针。 “小青，你爸都知道了。有人看见你和陈默在菜市场一起买菜。你太让爸妈失望了。赶紧回来，跟那个陈默断了。王宏斌那边我和你爸都说好了，下个月订婚。你要是还认我们这个爸妈，就别再胡闹。” 我捏着信纸，手抖得厉害。 “还有这个。”她又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站在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旁边，笑得志得意满。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王宏斌，区府办，副科。 “我爸托人送来的。”苏曼青的声音空洞洞的，“他说，这才是我该过的日子。” 那个晚上，我们没开灯，在黑暗里坐了一夜。她靠在我怀里，眼泪把我胸前的衣服浸透了一大片。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所有关于未来的承诺，在现实面前都苍白得像一张废纸。 天亮的时候，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陈默，我爸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就来单位闹，让你在报社待不下去。” 我浑身一冷。苏国富干得出来。他那个位置，想捏死我这么个毫无背景的小记者，跟捏死只蚂蚁差不多。 “他还说……”苏曼青的嘴唇哆嗦着，“说已经跟你们报社的领导‘打过招呼’了，你转正的名额，悬。” 最后那点侥幸，也被踩得稀碎。 三天后，苏曼青收拾了东西。她没多少行李，就一个帆布包，装了几件衣服。我送她去长途汽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车要开的时候，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 “陈默，你恨我吗？” 我摇头，喉咙堵得厉害。 “你等我吗？”她又问，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我张了张嘴，那个“等”字在舌尖滚了又滚，最终没能吐出来。拿什么等？等她爸把我工作搞掉？等我们俩一起饿死？ 车开了。她贴着车窗看我，用力地挥手，直到车子拐过街角，再也看不见。 我站在尘土飞扬的车站广场上，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却感觉不到一点暖意。兜里只剩下五块二毛钱，是这个月剩下的全部伙食费。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死了，又有什么更狠、更硬的东西长了出来。我对着汽车消失的方向，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 “苏国富，王宏斌，你们给老子等着。今天你们踩在我头上的，总有一天，我要你们跪着还回来。” 我像条疯狗一样扑在了工作上。 报社的老记者们都说，新来的那个小陈，是个不要命的。矿难现场，别人不敢下井，我绑根绳子就往下溜；拆迁纠纷，开发商雇的打手拎着钢管，我举着相机往前冲；调查国企腐败，匿名威胁电话打到宿舍，我用枕头捂着一晚上没敢睡，第二天照常去蹲点。 稿子一篇篇发，名字一次次见报。有领导欣赏我这股愣劲，也有领导嫌我惹事，给我穿小鞋。我全不在乎，我只要一个机会，一个往上爬的梯子。 转正后第三年，我写的一系列关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深度报道，被省报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一下子，我在系统里有了点小名气。省报社一个老领导看了我的文章，托人带话，问我想不想去省城。 我想，太他妈想了。 九六年，我调到了省报。走之前，我去了一趟当初和苏曼青租住的筒子楼。那间屋子已经住了别人，门口堆着蜂窝煤。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抽了半包烟，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省报，我见识了真正的权力场。这里随便一个编辑，可能都跟某个厅长、某个市长沾亲带故。我依然玩命，但开始学着用脑子。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得软，该闭嘴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能多说。 我考上了省委党校的在职研究生，周末上课，平时工作。班里都是各地来的干部苗子，我年龄偏大，出身最差，但成绩最好。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张薇。她是我们报社医务室的医生，比我小五岁，安静，话不多，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有一次我连续熬夜赶稿，急性胃炎发作，疼得在办公室地上打滚，是她给我打的针，喂的药，守了我半夜。 她不像苏曼青那样明媚耀眼，她像一杯温水，不烫不凉，刚好能解渴。 我们交往了一年，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报社食堂摆了几桌，请了同事和几个朋友。张薇家里是普通工人，父母很朴实，没提任何要求，只说对我好就行。 我心里对张薇有愧。我知道我没法像爱苏曼青那样，给她那种烧得人心口发疼的激情。但我发誓，我会对她好，尽我所能，让她安稳，让她不必再为我担惊受怕。 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陈致远，宁静致远的致远。抱着那个软乎乎的小生命，我第一次觉得，心里那块被仇恨和屈辱冻硬的地方，裂开了一道缝，透进点暖光。 党校毕业那年，我的人生迎来了第二次转折。我的导师，一位已经退居二线的老组织部领导，很欣赏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机关锻炼。他说，笔杆子硬是本事，但要想真正做点事，还得在体制里。 我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零二年，我调进了省委组织部，从最基础的科员干起。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规矩多，门道深，一句话可能有好几种意思。我谨小慎微，如履薄冰。靠着在报社练就的敏锐和笔头功夫，加上肯钻研，慢慢站稳了脚跟。 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苏曼青的消息。都是从老家来的同学或熟人嘴里听说的，真假掺半。 说她和王宏斌结婚后，很快就生了个女儿。说王宏斌仕途顺利，从副科到正科，又到副处，调了几个区，口碑不错，都说他办事稳妥，会来事。说苏国富退休了，但余威还在，经常带着女婿参加各种饭局，给他铺路。 每次听到这些，我心里都像被针扎一下，不致命，但细细密密地疼。然后那股压下去的狠劲又会冒出来，逼着我更拼命。 我在组织部一干就是八年。从科员到副处长，到处长。一零年，机会来了，老家那个市空出一个副市长的位置，有基层工作经历、又是本地人的干部优先。我符合条件，导师和几位老领导也暗中使了劲。 任命下来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了整整一包烟。窗外的省城华灯初上，车流如织。我想起十九年前，那个在车站广场上，兜里只剩五块二毛钱的年轻人。 我对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轻轻说了一句：“还没完。” 调回老家市里当副市长，分管科教文卫。不算核心权力部门，但也是实打实的副厅级。 回来的第二个月，周末我去超市买东西，在生鲜区挑水果的时候，一抬头，看见了苏曼青。 她推着购物车，车里坐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正嚷嚷着要买薯片。苏曼青侧着脸，耐心地跟女儿说着什么，眼角有了明显的细纹，但皮肤依然白皙，那股书卷气没变，只是沉淀得更沉稳了。 十八年。 时间像把粗糙的锉刀，把我们都磨变了样。 她似乎感觉到目光，转过头。视线对上的瞬间，她整个人僵住了，手里的一个苹果掉进车里。 “陈……默？”她声音很轻，带着不确定的颤抖。 我放下手里的橙子，点了点头：“曼青。” 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她女儿好奇地看着我：“妈妈，这是谁啊？” “是……妈妈以前的同学。”苏曼青仓促地解释，又看向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调回来没多久。”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常，“在市里工作。” “哦……挺好。”她眼神躲闪了一下，“你……成家了吧？” “嗯，爱人是医生，儿子上初中了。”我反问，“你呢？这是女儿？” “对，小雨，快叫叔叔。” 小姑娘脆生生叫了句“叔叔好”。我笑了笑，心里却像堵了团湿棉花。这该是我的生活吗？这声“叔叔”本该是“爸爸”。 我们推着车，沉默地走了一段。最后还是她先开口：“找个地方坐坐？前面有家咖啡厅。” 我犹豫了一秒，说：“好。” 把小姑娘安顿在隔壁桌玩iPad，我们俩面对面坐下。咖啡的香气氤氲开来，却冲不散那股陈年的苦涩。 “你变了很多。”她搅动着杯子里的拿铁，没看我。 “人总会变。”我顿了顿，“你也变了，更……稳重了。” “老了。”她自嘲地笑笑，“你都当副市长了，真厉害。我听说了。” “运气。”我轻描淡写。 “不是运气。”她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我，“我知道你有多拼。” 这句话像根小刺，轻轻扎了一下。我们都想起了那些拼命却看不到未来的日子。 “王宏斌……他对你好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问题越界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挺好的。他工作忙，但顾家。女儿跟他亲。”语气平静，听不出太多情绪，就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们又聊了些不痛不痒的，工作，孩子，父母身体。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雷区，那片名叫“过去”的雷区。 临走时，她送我到咖啡厅门口，突然说：“陈默，当年……对不起。” 我摇摇头：“没什么对不起的。你选了对你好的路。” “我不是说这个。”她声音低下去，“我是说……我后来才知道，我爸他真的去找过你们报社领导……你那段时间，一定很难。” 原来她知道。我心里那点残留的、关于她是否无辜的幻想，啪一声碎了。也好，彻底。 “都过去了。”我说，朝她女儿挥挥手，“走了。” 转身走进人群，我没有回头。我知道她还在原地站着。有些告别，十八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今天不过是给墓碑描一遍边。 回到家，张薇正在辅导儿子写作业。暖黄的灯光下，一切安稳妥帖。她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开会累了？” “没事，遇到个老同学。”我脱下外套，挂好。 “哦。”张薇没多问，转身去厨房，“汤还热着，喝点吧。” 我坐在餐桌边，看着她的背影。这就是我的现在，我的家。那些燃烧的、疼痛的、不甘的往事，就该被这温吞的日常慢慢淹掉。 可我没想到，命运的齿轮只是暂时卡住了，它很快会再次转动，而且转得更急，更狠。 去年，老书记到龄退休，省里经过一番博弈，我意外地被扶正，成了市委书记。 消息传开，市里震动不小。一个毫无根基、从农村考出来的笔杆子，竟然爬到了这个位置。各种猜测、议论、审视的目光，像潮水一样涌来。我知道，很多人不服，很多人等着看我怎么摔下来。 上任那天晚上，我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坐到后半夜。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墙上挂着全市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项目和问题。这个位置，权力大，责任更大，盯着的人更多。 但我心里，除了沉甸甸的责任，还有一股压抑了太久、几乎要破土而出的东西。 我拿起内部电话，打给组织部部长老周：“周部长，今年区县主要领导干部的定期考核，名单和材料尽快报给我。” “好的陈书记，最迟明天下午送到您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厚厚一摞考核材料摆在了我桌上。我一份份翻过去，直到看见那个名字：王宏斌，现任长宁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照片上的男人，依旧戴着眼镜，只是脸盘宽了些，头发稀疏了些，眼神里是那种浸淫官场多年后的沉稳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我翻开他的履历表。从区府办副科起步，街道副主任，镇长，区发改局局长，副区长，区长。每一步都踩在点上，稳扎稳打。但最近两年的考核评语，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词句：“开拓意识有待加强”、“处理复杂问题有时略显犹豫”、“群众工作方法可进一步改进”。 后面的附件里，有几封匿名举报信的摘要。内容不算致命，多是关于他分管领域的一些项目决策程序问题，以及对他身边个別工作人员作风的反映。没有经济问题实锤，但足够让人浮想联翩。 按照常规，这样的干部，考核结果大概率是“基本合格”。如果班子内部意见大，或者我这位新书记想烧把火，“不合格”也不是不可能。一旦“不合格”，调离重要岗位、提前退二线，甚至更糟的结果，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合上材料，走到窗边。楼下市委大院里的香樟树郁郁葱葱。我想起苏国富当年的话：“区长老王家的儿子，王宏斌，一回来就是副科级。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现在，我能比了。而且，我能决定他还能不能继续当这个“副厅级”区长。 报复的快感像电流一样窜过脊椎，但很快就被更复杂的情绪覆盖。三十二年了，我真的要这么做吗？用手中的公器，去报当年的私仇？ 张薇晚上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家吃饭。我说加班，不回了。她叹了口气，没多说，只叮嘱我注意胃。 我知道她察觉到了什么。这么多年夫妻，我情绪稍有不对，她都能感觉到。但她从不逼问，给我留足了空间。这份体贴，此刻却让我更加烦躁。 我打开抽屉最底层，摸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没什么值钱东西，几张旧照片，一枚生锈的校徽，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边缘已经磨损的信纸。 是苏曼青当年在车站分手前，偷偷塞进我口袋的。上面只有一行字，字迹被泪水晕开过：“陈默，好好活，活出个人样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活出个人样。我算活出来了吗？ 手机震动，是老周发来的信息：“书记，王宏斌区长的考核会议，时间定在下周三上午九点，一号会议室。相关材料已按您要求准备，他本人和家属（苏曼青同志）表示会按时参加。” 苏曼青也来。 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自动暗下去。 那一整晚，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无数画面：梧桐树下的路灯，车站的挥手，苏国富的冷笑，王宏斌的照片，张薇温润的眼睛，儿子叫爸爸的声音…… 周三早上八点半，我提前到了市委一号会议室。椭圆形的长桌擦得锃亮，反射着顶灯惨白的光。我的位置在主席台正中，面前摆着名牌：市委书记 陈默。 秘书小赵轻声汇报：“书记，人都到齐了。王区长在隔壁休息室，苏主任在旁听席。” 我点点头，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份考核材料的封面，硬质纸张的边缘有点割手。 八点五十五分，参会人员陆续入场。组织部长老周，纪委书记老郑，分管长宁区的刘副市长，还有组织部、纪委的几个处长。他们跟我打招呼，眼神里都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探究。谁都知道今天这会不寻常，新书记上任后第一次主持对重要区县主官的考核，对象还是这么个有背景、有争议的人物。 我面无表情地点头回应。 九点整。我朝小赵示意。门被推开，王宏斌走了进来。 他今天显然精心收拾过，深蓝色西装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白衬衫领口挺括，但走近了能看到，他额头和鼻尖沁着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先是对主席台方向微微躬身，然后走到第一排预留的位置坐下，腰板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放在并拢的膝盖上。 我看着他。三十二年，足够把一个意气风发的区长公子，磨成一个谨小慎微、生怕行差踏错的中年官员。他眼角皱纹很深，看人时习惯性地先眯一下眼，那是长期伏案和揣摩上意的结果。他不敢直视我，目光垂着，盯着面前的笔记本。 “开会。”我开口，声音不高，但在过分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按照流程，先由王宏斌做个人述职。他站起来，拿起准备好的稿子，声音起初有点发紧，说了几句后逐渐流畅起来。内容无非是那些套话：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狠抓落实取得成效，同时也认识到不足，今后要努力改进。 他讲了大约二十分钟。期间几次用余光瞟向我，试图从我脸上捕捉一丝信号。我始终低着头，在材料上写写画画，没给他任何反馈。 述职完毕，进入评议环节。老周先发言，语气官方，肯定了王宏斌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也点出了考核中收集到的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比如长宁区去年两个民生项目推进缓慢，群众有反映。老郑接着话头，语气更硬一些，提到了那几封匿名信，虽然查无实据，但“影响不好”，要求王宏斌同志“注意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净化工作圈、生活圈”。 王宏斌的脸色随着评议的深入，一点点白下去。他拿着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但我看见他手在抖。 刘副市长发言相对温和，说了些“宏斌同志工作还是扎实的”、“有责任心”之类的话，但最后也补了一句：“当然，在开拓创新方面，还可以更大胆一些。” 所有评议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人守成有余，闯劲不足；稳重可靠，但缺乏亮眼政绩；没出大问题，但小毛病不断。在如今强调担当作为、能上能下的氛围里，这种评价很要命。 终于，所有人都说完了。会议室里再次陷入那种令人窒息的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知道，旁听席上的苏曼青，此刻一定死死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的重量。 我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王宏斌脸上。他像是被我的视线烫到，猛地挺直了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王宏斌同志。”我开口，语速很慢，“你的述职，和各位同志的评议，我都听了。” 我停顿。这停顿像一把钝刀子，悬在每个人心头。王宏斌的呼吸明显粗重起来。 “考核组前期做了大量工作，查阅了资料，进行了个别谈话，也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我翻动着面前的材料，纸张哗啦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综合来看……” 我又停住了。这次停顿更长。王宏斌额头的汗汇成一股，顺着太阳穴流下来，他也顾不上擦。 我看向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的考核等次，初步意见是——” “书记！”一声压抑的、带着哭腔的女声从旁听席响起。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转头看去。苏曼青站了起来，脸色惨白如纸，身体微微摇晃，手紧紧抓着前排座椅的靠背，指节泛白。她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喊出那一声，此刻正急促地喘息着，眼睛通红地望向我，里面满是绝望和哀求。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这太不合规矩了。考核会议，旁听人员无权发言，更别说打断书记讲话。 老周皱起眉头，看向我。老郑脸色一沉。刘副市长有些尴尬地别开脸。 王宏斌猛地回头，看向妻子，眼神里先是震惊，随即变成一种混合着难堪和痛苦的复杂情绪，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让她坐下，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看着苏曼青。她今天穿的那件浅灰色针织衫，领口有些歪了，头发也散落了几缕在颊边，整个人显得狼狈又脆弱。和三十二年前那个在车站哭着问我“你恨我吗”的女孩，奇妙地重叠在一起。 心脏某个地方，被狠狠拧了一下。 但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抬起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她坐下。动作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苏曼青像是被抽干了力气，颓然坐回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开始轻微地颤抖。 我收回目光，重新看向王宏斌，也看向所有与会者。刚才那个小插曲，让会议室里的空气更加凝重，仿佛能滴出水来。 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比刚才更冷静，也更清晰： “综合来看，王宏斌同志在担任长宁区区长期间，能够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这是定调子。底下的人纷纷拿起笔记录。 “但是，”我话锋一转，语气加重，“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一，攻坚克难的锐气不足，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复杂矛盾，存在畏难情绪和‘等靠要’思想；二，联系服务群众不够深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某些问题，解决不及时、不彻底；三，在抓班子带队伍上，要求不够严格，管理存在宽松软现象。” 每说一条，王宏斌的头就低下去一分。等我说完，他的额头几乎要碰到桌面。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结合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和实地了解情况，”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那句决定他命运的话，“经市委考核组研究，并报市委主要领导同意，王宏斌同志本次定期考核的等次为——” 我再次停顿。这次，连我自己都能听到心脏在胸腔里沉重搏动的声音。 “基本合格。” 四个字，像四块冰坨，砸在会议室光滑的地板上。 王宏斌的肩膀猛地一塌，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他维持着那个低头的姿势，很久没有动。我能看见他后颈的皮肤，瞬间冒出了一层鸡皮疙瘩。 旁听席传来一声极力压抑的、短促的抽泣，随即死死忍住。 “基本合格，意味着还有改进空间，但也是严肃的警示。”我的声音继续在会议室里回荡，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希望王宏斌同志正确对待考核结果，深刻反思，认真整改。市委将根据整改情况，进行跟踪了解。下一步工作安排，由组织部另行通知。” “散会。” 我说完最后两个字，合上面前的文件夹，率先站起身。 会议室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大家开始收拾东西，低声交谈，但目光都若有若无地瞟向呆坐在那里的王宏斌，以及旁听席上失魂落魄的苏曼青。 我没有再看他们，径直走向门口。秘书小赵快步跟上，替我拉开门。 走廊里的光线比会议室明亮一些，我眯了眯眼。刚走出几步，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陈书记！” 是王宏斌。他追了出来，脸色灰败，眼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打湿，黏在皮肤上。他手里还捏着那个笔记本，指关节捏得发白。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小赵识趣地退开几步，但保持在能看见我们的距离。 “陈书记……”王宏斌的声音干涩沙哑，他舔了舔同样干裂的嘴唇，“我……我想单独跟您汇报几句思想，可以吗？”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需要我仰望的“区长公子”，此刻站在我面前，姿态卑微，眼神里充满了惶恐和不解，或许还有一丝隐藏极深的怨愤。 “去我办公室吧。”我说。 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宽敞，向阳。我走到办公桌后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王宏斌没坐，他站在那儿，身体有些僵硬。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他半边脸上，能看清他皮肤上粗大的毛孔和细微的斑点。他真的老了。 “陈书记，”他开口，声音依旧发紧，“我知道……您是谁。” 我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三十二年前，在苏……在曼青家里，我见过您一次。”他艰难地回忆着，“那时候我跟着我爸去苏叔叔家吃饭，您正好……离开。苏叔叔后来跟我说，那是个不懂事的穷学生，让我别介意。” 他顿了顿，观察着我的反应。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后来，曼青跟我结婚前，跟我坦白过你们的事。”他低下头，“她说她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您。这些年，她书房抽屉最底下，一直压着你们当年的一张合照……用一本旧词典压着。我……偶然看到过。” 我心里微微一震。那张合照，是在学校梧桐树下拍的，我用借来的傻瓜相机拍的，照片上的我们笑得没心没肺。我以为她早就扔了。 “陈书记，”王宏斌抬起头，眼圈有点红，不知道是委屈还是别的什么，“今天这个结果，我认。我工作上确实有不足，该挨批评。但是……”他咬了咬牙，“我想问您一句，这个‘基本合格’，有没有一点点，是因为当年的事？” 问出来了。他终于把那个房间里的大象指了出来。 办公室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嗡声。窗外的香樟树上，几只麻雀在叽喳。 我看着他，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我慢慢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他。 “王宏斌，”我看着楼下院子里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你觉得，我陈默今天能坐在这里，是靠公报私仇、小肚鸡肠上来的吗？” 他没吭声。 “三十二年，”我转过身，面对他，“足够改变很多事。我早就不是那个被你岳父指着鼻子骂‘穷小子’的陈默了。你也不是那个二十二岁就副科、前途无量的王宏斌了。我们都变了。” 我走回办公桌后，重新坐下，语气平静无波：“给你‘基本合格’，是基于你这两年的实际表现。长宁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市里催了三次，你拖了两年，为什么？因为涉及几家难缠的产权单位，你怕惹麻烦，怕担责任。区里那个科技产业园，招商雷声大雨点小，落地企业没几家，为什么？因为你把精力都用在搞接待、跑关系上，真正钻研政策、服务企业的心思花了多少？” 我每说一句，王宏斌的脸色就白一分。这些事，他以为做得隐蔽，或者以为不是什么大问题。 “还有你那个司机，”我敲了敲桌面，“打着你的旗号，在外面收人家烟酒，给人办事打招呼，你以为我不知道？下面反映到你这里，你轻描淡写批评两句了事。这叫管理不严，这叫纵容身边人！” 王宏斌的额头又开始冒汗，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手有点抖。 “这些事，跟你是不是苏国富的女婿，跟我陈默认不认识你，有关系吗？”我盯着他，“换做任何一个区长，做出这样的成绩，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今天这个会上，都可能是这个结果，甚至更糟。” 他哑口无言，颓然地低下头。 “当然，”我话锋一转，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你也不是一无是处。长宁区去年的安全生产抓得不错，没出大事故。信访维稳这块，你也下了功夫，几个老上访户被你磨得没了脾气。这些，考核组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所以，是‘基本合格’，不是‘不合格’。还给你留了改正的机会。” 王宏斌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随即又黯淡下去。他大概以为，我肯定会趁机把他一棍子打死。 “回去好好想想，怎么整改。组织上会看着。”我摆摆手，示意谈话可以结束了。 王宏斌站起身，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幅度很大，停留了好几秒。“陈书记，谢谢您……谢谢您还愿意给我机会。我……我一定深刻反省，坚决整改，绝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他说得有些语无伦次，但那份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感激，是真的。 “去吧。”我说。 他转身，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向门口。手握住门把手时，他停顿了一下，背对着我，声音很低地说：“陈书记，曼青她……这些年，过得并不容易。我爸……我岳父他，控制欲很强，家里什么事都要插手。她心里……一直有疙瘩。今天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如果……如果您有机会，能不能……安慰她两句？算我……求您。” 说完，他没敢回头，拉开门，匆匆走了。 办公室重新恢复安静。我坐在椅子上，久久没动。王宏斌最后那几句话，像几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那潭看似平静的死水，漾开一圈圈涟漪。 苏曼青过得并不容易？苏国富控制欲强？她心里有疙瘩？ 我以为她早就习惯了那种锦衣玉食、夫贵妻荣的生活。我以为当年的选择，她即便有遗憾，也早已被安稳的日子抚平。 看来，我想错了。 下午，我推掉了一个不太重要的接待，让司机送我回家。路上经过长宁区，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这里曾经是我和苏曼青偷偷约会的地方，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早已面目全非。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张薇发来的微信：“晚上想吃什么？儿子说想吃你做的红烧鱼。” 我回复：“好，我早点回来做。” 家，永远是我最安稳的港湾。张薇从不问我工作上的烦心事，只是用一餐一饭，一夜安眠，默默支撑着我。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车子驶入市委家属院。我家在一号楼的三层，不高，但安静。刚下车，就看到单元门前的花坛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苏曼青。 她换了一身衣服，米白色的风衣，头发重新梳理过，但眼眶的红肿遮不住。她站在那里，有些局促，手里拎着一个看起来很沉的纸质手提袋。 她看到我，明显紧张起来，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提袋的绳子。 司机也看到了，低声问：“书记，需要……” “没事，你回去吧。”我挥挥手。 司机把车开走了。我走到苏曼青面前。傍晚的风有点凉，吹起她额前的碎发。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问。市委家属院管理严格，外人进不来。 “我……我找了市委办的一个老同学，他帮我登记的。”苏曼青声音很轻，带着鼻音，“陈默，我……我就说几句话，说完就走。” 我看了看周围，虽然没什么人，但毕竟是在家属院里。“上去说吧。” 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打开家门，张薇正在厨房摘菜，听到声音探出头：“回来啦？咦，这位是……” “我大学同学，苏曼青。”我介绍，“曼青，这是我爱人，张薇。” 两个女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张薇脸上带着惯常的温和笑容，但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审视。苏曼青则显得更加局促，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张医生，你好，打扰了。” “不打扰不打扰，快请进。”张薇擦擦手走出来，招呼苏曼青坐下，又去倒茶。她的态度无可挑剔，但那种女主人的从容，无形中给了苏曼青更大的压力。 “你们聊，我去厨房。”张薇把茶放在苏曼青面前，很自然地转身回了厨房，还关上了推拉门。 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俩。气氛有些尴尬。 “你爱人……很好。”苏曼青捧着茶杯，低声说。 “嗯。”我应了一声，“找我有事？” 她放下茶杯，深吸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勇气，抬起头看着我：“陈默，今天在会上……对不起，我失态了。我就是……就是一下子没忍住。” “没事。”我说，“都过去了。” “我后来听宏斌说了，你跟他谈的话。”她眼圈又红了，“谢谢你……谢谢你手下留情。我知道，以他那些问题，你就算给他‘不合格’，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你能给他‘基本合格’，还指出那些问题，是真正在帮他，也是在……给我留面子。”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我以为她是来替王宏斌求情，或者来指责我公报私仇的。 “我不是手下留情，”我纠正她，“是实事求是。” “我知道。”她点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她赶紧用手背擦掉，“我就是……心里难受。看到他那个样子，看到我爸知道消息后暴跳如雷打电话骂他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我的错。” “跟你没关系。”我说，“是他自己工作没做好。” “可如果当年……”她哽咽着，说不下去。 “没有如果。”我打断她，语气有点硬，“曼青，路是自己选的，选了就别回头，也别后悔。我们都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她怔怔地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但没再出声。 沉默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个纸质手提袋，放到茶几上：“这个……给你。” “是什么？” “你当年留在我那儿的一些东西。信，笔记，还有几本书。”她声音很轻，“我一直留着，没敢扔，也没敢让任何人知道。前几天……整理旧物，又翻出来了。我想，该物归原主了。” 我看着那个手提袋，心里五味杂陈。那些东西，我以为早就消失在时光里了。 “还有，”她顿了顿，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更小的、用丝绒布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一枚很旧的银戒指，款式简单，甚至有些粗糙。 “这个……你还记得吗？”她拿起戒指，指尖微微颤抖，“大二那年，你用一个暑假打工的钱，在夜市地摊上买的。你说，等以后有钱了，给我换钻戒。” 我记得。那个暑假我在建筑工地搬砖，晒脱了一层皮，挣了三百块钱。花八十块买了这枚戒指，剩下的钱给她买了条裙子。她当时高兴得又哭又笑，说这是她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这个……也还给你。”她把戒指轻轻放在手提袋旁边，“放在我这儿，不合适了。” 我看着那枚在客厅灯光下泛着黯淡光泽的银戒指，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些被刻意遗忘的、鲜活的、带着痛感的青春，猛地撞回胸口。 “你留着吧。”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就当……是个纪念。” 她摇摇头，眼泪无声地滑落：“不留了。陈默，有些东西，该断就得断干净。我今天来，把东西还给你，也想跟过去……正式告个别。” 她站起身，努力想让自己显得平静一些：“我走了。今天……谢谢你。还有，对不起。” 她朝厨房方向微微颔首，算是跟张薇道别，然后快步走向门口。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看着茶几上那个手提袋，和那枚小小的银戒指。 张薇从厨房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棵没摘完的菜。她看了看门口，又看了看我，走到我身边坐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都还给她了？”她问，声音很温柔。 我一愣，转头看她。 “那些东西，”张薇笑了笑，笑容里有点苦涩，但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你书房抽屉最底层，铁盒子里的。我早就看到过。我没问，是觉得没必要。谁还没点过去呢。” 我反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心里涌起巨大的愧疚和感激。“薇薇，我……” “别说。”她用手指轻轻按住我的嘴唇，“我都懂。今天她来，把东西拿走，是好事。对你，对她，都是解脱。” 她拿起那枚银戒指，看了看，又放回丝绒布上包好，连同那个手提袋一起，递给我：“这些东西，你自己处理吧。是留是扔，你决定。我只知道，现在这个家，我和儿子，才是你的现在和将来。” 我一把抱住她，把脸埋在她肩头。这个安静、温柔、给了我一个安稳港湾的女人，比我自己更懂我。 “对不起。”我在她耳边低声说。 “傻瓜。”她拍拍我的背，“去做饭吧，儿子快放学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红烧鱼。儿子陈致远吃得满嘴流油，叽叽喳喳说着学校里的趣事。张薇微笑着听着，不时给他夹菜。暖黄的灯光下，一切平静而温暖。 深夜，等他们都睡了。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打开了那个手提袋。 里面东西不多：一叠用红绳捆着的信，是我当年写给她的，信封已经泛黄；几本笔记，上面是我幼稚却认真的读书心得和人生感悟；两本旧书，一本《百年孤独》，一本《英汉大词典》，书页里还夹着几片干枯的梧桐叶。 还有那枚银戒指。 我拿起戒指，在台灯下看了很久。最后，我拉开书桌最底下的抽屉，把除了戒指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放了进去，重新锁好。 那枚戒指，我握在手心，握了很久。指尖能感受到它冰冷的温度和粗糙的纹路。 然后，我起身，走到阳台。夜色深沉，远处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我摊开手掌，戒指静静地躺在掌心。 我看了它最后一眼，然后，抬手，用力将它抛了出去。 银色的弧线划过黑暗，落入楼下花园茂密的灌木丛中，悄无声息。 三十二年的执念，青春的爱与痛，屈辱与不甘，仿佛也随着那道弧线，被抛进了无边的夜色里。 我回到书房，关上台灯。黑暗笼罩下来，但心里却奇异地感到一丝轻松。 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恩怨了结，各自归位。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一个更巨大、更黑暗、更让我措手不及的秘密，正潜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等待着浮出水面的那一刻。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文件，组织部长老周敲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 “书记，有件事……得跟您汇报一下。”他关上门，压低声音。 “什么事？”我放下笔。 “是关于王宏斌区长的。”老周走到我办公桌前，把一份薄薄的档案袋放在桌上，“考核会议后，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加强了对长宁区一些问题的关注和了解。结果……发现了一些新情况。” “说。” “我们接到一份新的举报材料，不是匿名的，是实名。”老周的声音更低了，“举报人是长宁区城投公司的一个财务副总监，叫李秀兰。她举报王宏斌在担任区长期间，涉嫌干预区城投公司的项目招标，为特定企业提供便利，并可能收受巨额贿赂。” 我眉头一皱：“证据呢？” “材料里有几份银行流水复印件，显示王宏斌的岳母，也就是苏国富的老伴，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最近三年里，分多次收到来自几家建筑公司关联账户的转账，累计金额超过……五百万。”老周说出这个数字时，声音都有些发颤。 五百万？我心头一震。这可不是小数目。 “还有，”老周继续道，“李秀兰提供了一段录音，是她和王宏斌的司机私下谈话的录音。司机在录音里很隐晦地提到，王区长对‘老领导’（指苏国富）介绍来的项目都很关照，而且‘上面’（可能指苏国富）会‘打点妥当’。” “录音核实了吗？” “技术部门初步听了，声音像是王宏斌的司机刘建军。但内容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鉴定。”老周顿了顿，“书记，这事……有点棘手。涉及金额大，又是实名举报，而且牵扯到已经退休的老领导苏国富。按程序，必须启动初步核查。” 我靠在椅背上，感觉太阳穴突突直跳。王宏斌？受贿？苏国富牵线？ 我第一反应是不信。王宏斌那人，或许能力平庸，或许有些官僚习气，但胆子似乎没那么大，尤其是经济问题上，他一直还算谨慎。否则当年考核，就不会只是些工作作风问题。 但五百万的银行流水，实名举报，还有录音……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 “举报人李秀兰，背景清楚吗？有没有什么动机？”我问。 “正在了解。初步看，她在城投公司工作十几年，一直没提拔，对领导可能有些怨气。但据她说，是因为看不惯公司项目招标中的黑幕，才站出来举报的。”老周回答，“她还说，手里可能还有更硬的证据，但需要组织上保证她和她家人的安全，她才敢全部拿出来。” 事情复杂了。如果属实，这就不是简单的“基本合格”能盖过去的了，这是严重的违纪违法。 “苏国富那边呢？”我问。 “苏老退休多年，但影响力还在。他以前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门生故旧不少。这事要是把他扯进来……”老周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会掀起不小的风波。 我沉思着。王宏斌考核刚结束，就爆出这么严重的举报，是巧合？还是有人蓄意为之？是针对王宏斌，还是……冲着我来的？毕竟我刚给了他一个“基本合格”，如果他现在立刻因为经济问题被查，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认为我包庇，或者干脆就是我指使的？ “书记，您看……”老周等着我的指示。 我揉了揉眉心。不管是不是冲我来的，既然接到了实名举报，还有初步证据，就必须按规矩办。 “按程序走。”我下了决心，“纪委那边，你私下跟郑书记通个气，成立一个核查组，秘密进行初步核实。注意保密，范围控制在最小。重点核实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以及录音的来源和内容。在没确凿证据前，不要惊动王宏斌，更不要惊动苏国富。” “明白。”老周点头，“那……要不要先跟王宏斌同志谈个话，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或者，让他先停职？” “暂时不用。”我摇头，“先核实。如果证据确凿，再按程序办。如果证据不足，或者另有隐情，也不能冤枉一个干部。尤其是现在这个敏感时期。” “好的，我马上去安排。” 老周走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踱步。心里乱糟糟的。如果王宏斌真的受贿，而且牵扯到苏国富，那苏曼青知道吗？她在这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想起她那天来还东西时，红肿的眼睛，那句“我爸控制欲很强”。想起王宏斌说的“她心里一直有疙瘩”。 难道，她早就知道些什么？甚至，她也是被迫卷入的？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藤蔓，慢慢缠上我的心脏。 我拿起手机，找到苏曼青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按下去。 现在联系她，不合适。只会打草惊蛇，也可能让她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我必须等，等核查组的结果。 但等待的滋味，并不好受。接下来的几天，我表面上一切如常，开会、调研、批示文件，但心里那根弦始终绷着。看文件时会走神，听汇报时会突然想到那五百万的流水。 张薇察觉到我心神不宁，问我是不是工作太累。我只说最近事情多。 一周后，老周再次悄悄来到我办公室，脸色比上次更难看。 “书记，核查有进展了。”他关好门，声音压得极低，“银行流水是真的。那几张卡，确实是苏国富老伴名下的。资金往来时间，和王宏斌主导的几个区里重大项目招标时间高度吻合。汇款的公司，也都中标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证据链开始闭合了。 “录音呢？” “技术鉴定出来了，是王宏斌司机刘建军的声音无疑。内容虽然隐晦，但结合资金流水，指向性很强。”老周顿了顿，艰难地说，“另外，核查组秘密约谈了举报人李秀兰两次。她……又提供了一份材料。” “什么材料？” “是一份……王宏斌和某个中标企业老板，在私人会所见面的照片。虽然看不清具体在干什么，但两人举止亲密，而且时间是在项目开标前一周。”老周把几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放在我桌上。 照片像素不高，但能认出王宏斌。他对面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两人举着酒杯，脸上带着笑。 “还有，”老周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李秀兰暗示，王宏斌可能不止收了钱，还涉及……帮人‘跑官要官’，利用他岳父苏国富的老关系，为一些人在职务调整上提供帮助。她说，她手里有份名单，但不敢现在拿出来。” 跑官要官？这比经济问题更敏感，破坏的是组织人事纪律！ 我盯着那些照片和银行流水复印件，感觉血液一阵阵往头上涌。愤怒，失望，还有一丝被愚弄的感觉。 王宏斌！我给了他“基本合格”，给了他改正的机会，他转头就被爆出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有苏国富，那个当年趾高气扬、看不起我的老官僚，退休了还不安分，还在幕后操纵、捞取好处！ “王宏斌现在什么情况？”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还不知道。我们核查是秘密进行的。”老周说，“不过，他这两天好像有点察觉，给组织部打过两次电话，询问考核后的整改安排，语气有点急。” 他当然急。“基本合格”就像悬在头顶的剑，他肯定想尽快做出成绩，把考核影响消除掉。可他没想到，另一把更锋利的剑，已经对准了他的后心。 “书记，现在证据比较充分了，按规矩，应该对王宏斌采取必要措施，进行立案审查了。”老周提醒道。 我知道。到了这一步，捂是捂不住的。必须动。 但怎么动？什么时候动？动了之后，会引发什么连锁反应？苏国富那边会不会狗急跳墙？苏曼青怎么办？还有……这件事，会不会被人利用，把火烧到我身上？毕竟，王宏斌是我考核的，我刚给了他一个不算太差的评价。 我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圈，脑子里飞快地权衡着利弊。 最终，我停下脚步。 “通知郑书记，立刻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书记专题会。你，我，郑书记，还有刘副市长参加。”我沉声道，“把目前掌握的情况，向会议汇报。然后，按程序，对王宏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同时，对涉及的相关企业人员，以及苏国富同志，进行必要的核查和谈话。” “是！”老周领命，但又犹豫了一下，“书记，那苏曼青同志那边……” 我沉默了片刻。苏曼青是市管干部（正处级），如果她丈夫被立案审查，她按规定也需要接受组织谈话，甚至可能被暂时停止工作。 “先不急。”我说，“等对王宏斌采取措施后，再找她谈。注意方式方法。” 老周走了。我坐回椅子上，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如此猛烈，如此不堪。 我拿起桌上的内部电话，拨通了纪委书记老郑的号码。 “郑书记，是我。有紧急情况，需要立刻碰头……” 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阴沉下来，乌云堆积，一场暴风雨，似乎就要来了。 而我知道，这场风雨，将会彻底浇灭某些人残存的侥幸，也将冲刷出更多隐藏在淤泥之下的真相。只是不知道，当一切水落石出时，站在废墟里的，又会是谁。 书记专题会开得简短而压抑。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老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刘副市长眉头拧成了疙瘩，老周则一板一眼地汇报着核查情况。当听到“五百万”、“苏国富”、“跑官要官”这些词时，刘副市长手里的茶杯明显晃了一下。 “情况基本清楚了。”老郑掐灭烟头，声音沙哑，“证据链比较完整，性质严重。我建议，立即对王宏斌采取‘两规’措施，同时对他岳母名下的相关账户进行冻结，对涉及的企业老板进行控制。苏国富同志那边……鉴于他退休多年，又是老同志，先以‘配合了解情况’为由，请他到指定地点谈话。” “我同意。”刘副市长表态，脸色凝重，“没想到王宏斌胆子这么大。陈书记，您看……”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是班长，最后的决定需要我来下。 我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缓缓开口：“按纪委的意见办。程序要合规，手续要齐全。注意几点：第一，严格保密，在正式对外公布前，消息不能泄露。第二，对王宏斌采取措施时，注意安全，避免过激反应。第三，对苏国富同志的谈话，要讲究方式方法，毕竟曾是老领导。第四，”我顿了顿，“对苏曼青同志，暂时不采取组织措施，但需要她随时配合了解情况。由老周代表组织部，先跟她进行一次正式谈话。” “明白。”三人同时点头。 “行动时间？”老郑问。 “今晚。”我看了看表，下午四点二十分，“晚上八点，人员到位，同时行动。老郑，你亲自带队。老周，你负责联系苏曼青。刘市长，你坐镇指挥中心，协调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散会后，我独自留在小会议室里。窗外的乌云压得更低了，隐隐有雷声滚过。山雨欲来风满楼。 晚上七点五十分，我坐在市委大楼顶层的指挥中心里。大屏幕上分成了几个画面：长宁区政府大楼外的实时监控，王宏斌家小区门口的监控，市郊一个指定谈话地点的外景，以及纪委办案点的大门。 对讲机里不时传来各小组准备就绪的报告。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 刘副市长坐在我旁边，不停地搓着手。老周已经出发去找苏曼青了。 八点整。 我拿起对讲机，沉声道：“行动。” 命令下达的瞬间，屏幕上的几个画面同时动了起来。 长宁区政府大楼，王宏斌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两名纪委工作人员和一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走进大楼。几分钟后，画面里，王宏斌被带出办公室，他脸上写满了惊愕和难以置信，甚至试图挣扎，但被左右两人牢牢架住。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眼神里充满了绝望。随后，他被带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迅速驶离。 王宏斌家小区。另一组人敲开了他家的门。开门的是苏曼青，她穿着家居服，看到门外的人，脸色瞬间煞白。工作人员出示了证件和文件，对她说了些什么。她身体晃了晃，扶住了门框，然后缓缓点了点头，侧身让工作人员进屋。画面里，能看到工作人员在屋内进行着必要的搜查和取证。 市郊谈话点。一辆普通牌照的轿车驶入，车上下来的人，正是已经满头白发、但腰板依旧挺直的苏国富。他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悦和疑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了那栋不起眼的小楼。 一切都在沉默而迅速地进行。没有喧哗，没有冲突，但无形的压力透过屏幕，弥漫在整个指挥中心。 我盯着苏曼青那个画面。她一直站在门口，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直到工作人员带着一些文件袋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出来，对她又说了几句，她才慢慢关上门。门关上的那一刻，她似乎蹲了下去，画面角度问题，看不真切。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闷得难受。 “书记，王宏斌已安全带到办案点。”对讲机里传来老郑的声音。 “苏国富已开始谈话。” “苏曼青同志处，初步工作已完成，周部长正在与她谈话。” “收到。继续。”我简短回应。 刘副市长叹了口气：“唉，好好一个家，就这么……” 我没接话。好好一个家？当王宏斌把手伸向那五百万的时候，当苏国富在幕后牵线搭桥的时候，这个家就已经开始腐烂了。 只是苦了苏曼青。她知情吗？如果知情，是同谋还是被迫？如果不知情，此刻的打击该有多大？ 凌晨一点，老周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指挥中心。他脸色复杂，欲言又止。 “谈完了？”我问。 “谈完了。”老周坐下，揉了揉太阳穴，“苏曼青同志……情绪还算稳定，但受到的冲击很大。她反复说，她不知道王宏斌具体做了什么，只知道她父亲退休后，和一些老板走得比较近，有时会让她或者王宏斌帮忙安排些饭局。但她以为只是普通的人情往来。” “她信吗？”刘副市长问。 “从她的反应看，不像装的。”老周说，“她整个人都懵了，问什么答什么，但很多细节确实不清楚。她还说……王宏斌最近两年压力很大，经常失眠，跟她的话也越来越少。她以为是因为工作不顺，没想到……” “她有没有提到那五百万？”我问。 “提到了。她说那张卡是她母亲的，但一直是她父亲在保管和使用。她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床，根本不管钱的事。”老周顿了顿，“她还主动交出了一把钥匙，说是她父亲在她家书房里一个抽屉的钥匙，她从来没打开过，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们已经派人去取了。” 钥匙？秘密抽屉？ 我心里一动。苏国富这只老狐狸，果然留了一手。 “苏国富那边呢？”我问。 老郑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带着熬夜的沙哑和一丝兴奋：“书记，苏国富开口了！不过……情况有点复杂。” “说。” “他承认介绍过一些老板给王宏斌认识，也承认在一些项目上‘打过招呼’。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收过钱，那些打到她老伴卡上的钱，他不知情，可能是那些老板‘自作主张’的‘感谢费’。至于跑官要官的事，他矢口否认，说只是帮老同事的子女‘推荐一下’，成不成在组织。” 推得一干二净。把责任全推到行贿的老板身上，自己只是“介绍”、“打招呼”，钱是别人偷偷打的，他不知道。至于王宏斌，成了他手里的棋子和挡箭牌。 “那些老板控制住了吗？”我问。 “控制了两个，正在分开审。初步看，口径和苏国富不太一样。”老郑说，“其中一个老板已经扛不住了，承认为了拿项目，通过苏国富给了王宏斌好处，但具体金额和方式，他说都是和苏国富单线联系，王宏斌只是点头。” 局面开始清晰，又似乎更加迷雾重重。苏国富是中间人，王宏斌是执行者（或者说是被利用者），那些老板是出钱方。但核心证据，特别是那五百万的最终去向和支配者，还卡在苏国富这里。他咬死不知情，就很难定他的罪。王宏斌如果也咬死是岳父指使，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责任也会减轻。 这是一场博弈。看谁先崩溃，看谁能拿出更硬的证据。 “那个抽屉，打开了吗？”我问老周。 “刚拿到钥匙，正在去苏曼青家的路上。” “打开后，第一时间汇报。”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指挥中心里只剩下仪器运行的轻微嗡鸣和偶尔的对讲机电流声。刘副市长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我毫无睡意，眼睛盯着屏幕上定格的几个画面，脑子里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 凌晨三点十分，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书记！周部长！抽屉打开了！里面有东西！” “是什么？”我和老周同时坐直了身体。 “是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里面是几个笔记本，还有一叠汇款凭证的复印件，和一些……照片。” “笔记本内容？” “初步翻看了一下，是……是苏国富记录的账本！时间、项目、介绍的公司、收到的‘心意’金额、还有……分配记录！”汇报的人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变调，“里面明确记录了王宏斌分到的比例，还有他自己留下的部分！汇款凭证和照片，像是……像是他和一些老板私下见面，以及接收现金的照片！拍得不太清楚，但能辨认！” 重磅炸弹！ 苏国富这个老狐狸，居然自己留了账本！是出于不信任？还是为了将来钳制王宏斌和那些老板？亦或是多年官僚生涯养成的“留痕”习惯？ 不管为什么，这账本和照片，成了砸向他自己的最硬的石头。 “立刻把东西送回来！注意安全！”我命令道，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随即又提了起来——有了这个，苏国富和王宏斌都跑不掉了。可苏曼青呢？她知道这个抽屉的存在吗？如果知道，她交钥匙是弃车保帅？如果不知道，当她得知父亲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记录下罪证时，又会是怎样的心情？ 账本和照片在凌晨四点被送到指挥中心。我翻看着那些用蓝色钢笔工整记录的账目，时间跨度长达五年，涉及项目十几个，总金额远超五百万。分配记录里，王宏斌的名字后面跟着不同的数字，而“苏”后面则是更大的数字。照片虽然模糊，但足以成为佐证。 铁证如山。 “可以收网了。”我对老郑说，“拿着这些，再去跟苏国富谈。告诉他，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们，已经有人开口了，账本我们也找到了。让他自己掂量。” 天亮时分，消息传来：苏国富在见到账本复印件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瘫坐在椅子上，老泪纵横，开始交代。不仅承认了收受贿赂、干预项目，还供出了另外两个我们尚未掌握的中间人和一批涉及其他干部的问题线索。 王宏斌那边，在得知岳父已经全面交代、账本被发现后，也放弃了抵抗，承认了自己在苏国富的指使和压力下，利用职权为特定企业提供便利，并收受钱物的事实。但他坚持说，大部分钱都被苏国富拿走了，自己只拿了一小部分，而且常常担惊受怕。 案子，算是初步拿下了。但引发的余震，才刚刚开始。 随后的几天，市里风声鹤唳。长宁区区长被“两规”，退休老领导苏国富被带走调查，牵扯出一串企业老板和若干干部。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市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主持召开了常委会，通报了初步情况，统一了思想。要求各部门稳定队伍，正常工作，不信谣不传谣。同时，加快案件查办进度，尽快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期间，我没有再见苏曼青。但老周告诉我，她已经被暂时停职，配合调查。她母亲得知丈夫和女婿出事，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苏曼青医院单位两头跑，人瘦得脱了形。 “她问起过您。”老周在一次汇报后，低声说。 “问我什么？” “没具体说。就是问……您是不是很忙，身体怎么样。”老周顿了顿，“我看她……状态很不好，有点担心。” 我心里像堵了团棉花。我知道我应该避嫌，这个时候任何私下接触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脑海里总浮现出她蹲在门口的那个模糊画面，和当年车站那个哭着问我“你恨我吗”的女孩。 周五晚上，我加完班回家。张薇在客厅等我，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 “回来了？锅里有汤，我去热热。”她起身。 “不用，我不饿。”我拉住她，在沙发上坐下，“陪我坐会儿。” 张薇挨着我坐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温暖干燥，带着常年消毒水浸泡后淡淡的痕迹。 “案子……很棘手吧？”她轻声问。 “嗯。”我靠在她肩上，闭上眼睛，“牵扯的人越来越多。苏国富咬出了不少人，有些还是现任的处级干部。” “那个……苏曼青，她怎么样了？”张薇问得很小心。 我沉默了一下，说：“停职了。她母亲住院，她一个人撑着。” 张薇叹了口气：“也是个可怜人。当年的事，说到底，她也是被她爸摆布。现在又……唉。” “你同情她？”我睁开眼，看着张薇。 张薇摇摇头：“不是同情。是觉得……女人有时候，没得选。年轻时听父母的，结婚了听丈夫的，等到想为自己活的时候，发现路已经走歪了，回不了头了。” 她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我一下。是啊，苏曼青这一生，似乎总是在被选择，被安排。选择离开我，是听她爸的。嫁给王宏斌，是听她爸的。甚至王宏斌后来做的那些事，可能也多少有她爸的影子在背后。她自己的意愿呢？被淹没在父亲的权威和家庭的“大局”里了。 “你想帮她？”张薇看着我。 “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于公，她是涉案干部家属，正在配合调查，我该避嫌。于私……”我苦笑，“三十二年了，恩怨都该散了。看她现在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张薇握紧我的手：“老陈，你记着，你现在是市委书记。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影响的都不止是一个人。帮或者不帮，怎么帮，你得想清楚，不是为了过去那点情分，而是要对得起你坐的这个位置，对得起公理和人心。” 她总是这样，在我最纠结的时候，用最朴实的话点醒我。 周末，我让司机悄悄开车，去了市人民医院。我没上楼，就在住院部楼下花园的长椅上坐着。初冬的阳光没什么温度，花园里人很少。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我看到苏曼青从住院部大楼里走出来。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显得人更加瘦小单薄，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脚步虚浮，眼神空洞。 她没看到我，径直走向停车场的方向。 我站起身，走了过去，挡在她面前。 她吓了一跳，猛地抬头，看到是我，整个人僵住了，手里的保温桶差点掉在地上。 “陈……陈书记？”她声音干涩，眼神里充满了慌乱、羞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希冀。 “路过，看看你。”我说，尽量让语气平和，“你母亲怎么样？” “刚做完透析，睡了。”她低下头，不敢看我，“谢谢……谢谢您关心。” 我们之间隔着两步的距离，却像隔着一道鸿沟。曾经的恋人，如今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涉案停职的干部家属。 “你……还好吗？”我问。 她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比哭还难看：“还好。就是……有点累。” 沉默。尴尬的沉默。 “陈默，”她忽然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闪动，“我爸和王宏斌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哪怕一点点，我可能……可能早就……” “我信。”我打断她。老周的判断和我自己的直觉，都倾向于她不知情。她更像是这个腐败网络里，一个被蒙在鼓里、也被无形利用的棋子。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赶紧用手背去擦，却越擦越多。“对不起……我又失态了。我就是……就是觉得，这一切像场噩梦。我爸他……他怎么可以那样？他从小教我做人要正直，要清白，可他背地里……还有王宏斌，他口口声声说为了这个家，结果却把家毁了……” 她泣不成声，压抑了多日的恐惧、委屈、愤怒和绝望，在这一刻决堤。 我没有劝，只是静静地站着，等她稍微平复。 过了一会儿，她勉强止住哭泣，抽噎着说：“组织上问我话，我都说了。我知道的，不知道的，我都说了。那个抽屉……我真的不知道。钥匙是我爸很久以前给我的，说万一他有什么事，打开抽屉。我一直没当回事，没想到里面是……” “那些东西，帮了很大的忙。”我说。 她苦笑：“是吗？那算是我……将功补过吗？”她摇摇头，“补不了的。陈默，我知道，我身上有污点了。我爸是我爸，王宏斌是我丈夫，我再怎么撇清，也撇不干净了。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我不怨谁，这是我该受的。” 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有种认命般的平静，反而更让人心酸。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等我妈病情稳定些，我想……辞职。”她看着远处光秃秃的树枝，“带着我妈，换个城市生活。这里……待不下去了。” 我点点头。这或许对她是最好的选择。 “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找老周。”我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不会不管。” “不用了。”她摇摇头，“陈默，别再为我费心了。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当年是我家对不起你，现在……又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不能再欠你更多了。” 她朝我深深鞠了一躬：“陈书记，保重。” 说完，她拎着保温桶，转身快步离开。背影在萧瑟的冬日花园里，显得那么孤单，那么决绝。 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单独见面了。 回到车上，司机轻声问：“书记，回家吗？” “去市委。”我说。 车子驶离医院。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里空落落的。三十二年的恩怨情仇，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彻底落幕了。没有赢家。苏国富和王宏斌身败名裂，锒铛入狱已成定局。苏曼青失去了一切，家庭、事业、尊严。而我，看似站在了权力的高处，亲手了结了昔日的屈辱，可心里却没有丝毫快意，只有无尽的疲惫和苍凉。 案子查办得很快。证据确凿，当事人供认不讳。两个月后，纪委公布了审查调查结果：王宏斌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苏国富同样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移送司法。涉案的其他干部和企业人员，也分别受到了处理。 宣判那天，我没有去听。老周回来告诉我，王宏斌被判了十二年，苏国富判了十年。法庭上，王宏斌头发全白了，像个老头。苏国富则一直低着头，全程没有看任何人。苏曼青没有出席庭审。 尘埃落定。 春节前，我收到了一个快递。没有寄件人信息，里面是一个U盘和一封简短的信。 信是苏曼青的笔迹，只有几行字： “陈默：我要带母亲去南方了，明天早上的飞机。U盘里的东西，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交给你。这或许能解释一些事情，也算了结我最后一点心事。勿念。苏曼青。” 我拿着U盘，心里涌起不好的预感。回到书房，打开电脑，插入U盘。 里面只有一个音频文件。我点开。 先是几秒的杂音，然后是一个苍老而熟悉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不耐烦——是苏国富。 “哭什么哭！现在知道哭了？当初我让你跟那个穷小子断，你不断！非要偷偷领证！要不是我及时发现，你一辈子就毁了！” 接着是苏曼青带着哭腔的声音：“爸！我们已经结婚了！他是真心对我好！他会努力的！” “努力？努力有个屁用！我告诉你，我已经跟《晨报》的李社长打过招呼了，陈默那小子，转正的名额，想都别想！他要是识相，自己滚蛋，要是不识相，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在这行混不下去！还有你，立刻给我回来！王区长家的宏斌哪点不好？人家一表人才，前途无量！你跟了他，这辈子吃穿不愁，还能帮衬家里！那个陈默能给你什么？啊？” “我不！我就要跟陈默！” “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 苏曼青的哭声戛然而止，变成压抑的抽泣。 苏国富的声音更加冷酷：“这一巴掌，是打醒你！我告诉你苏曼青，这个家，我说了算！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你妈的心脏病你也知道，要是气出个好歹，你就是罪人！还有陈默，我让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自己掂量！” 录音到这里，停顿了很久，只有苏曼青压抑的、绝望的哭声。 然后，苏国富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缓和了一些，却更让人心寒：“小青，爸是为你好。你是爸的独生女，爸能害你吗？王宏斌那孩子，我观察很久了，听话，懂事，家里也有资源。你跟他，以后就是官太太，多少人羡慕不来。那个陈默，他配不上你。长痛不如短痛，断了，对谁都好。” “可是……可是陈默他……” “他什么他！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没了你，他照样能活！说不定受点刺激，还能奋发图强呢！”苏国富冷笑，“但你不一样，你是女孩子，青春就那么几年，耽误不起。听爸的，回来，跟王宏斌见个面。感情嘛，处处就有了。” 录音结束了。 我坐在电脑前，浑身冰冷，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原来如此。 原来当年我转正名额被卡，真的是苏国富在背后使坏！原来苏曼青是被这样威胁、逼迫，甚至用她母亲的身体和我的人身安全来胁迫，才不得不离开我！ 她当年那句“你恨我吗”，那句“好好活，活出个人样来”，背后藏着这样的绝望和无奈！ 而我，却以为她是贪图富贵，背弃了誓言。甚至在心里怨了她这么多年！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我喘不过气。我趴在书桌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肩膀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 三十二年。我恨了三十二年，奋斗了三十二年，想要证明给看不起我的人看。可到头来发现，那个我最该恨的人，用最龌龊的手段拆散了我们，而我却把一部分怨恨，错误地投射在了那个同样被伤害、被逼迫的女孩身上。 我自以为是的“宽容”和“放下”，建立在怎样的误解之上？ 张薇不知何时走了进来，她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连忙走过来抱住我：“老陈！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抬起头，脸上全是冰凉的泪水。我把U盘推给她，指了指电脑。 张薇疑惑地戴上耳机，听完了那段录音。听完后，她摘下耳机，久久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抱紧我，像要把我所有的痛苦都压进她的身体里。 “都过去了，老陈。”她在我耳边轻声说，“都过去了。现在知道了真相，也好。对她，对你，都是一种解脱。” “可我……我误会了她那么久……”我的声音哽咽。 “那不是你的错。”张薇抚摸着我的背，“是那个苏国富，太坏了。他毁了自己女儿的幸福，也毁了你的信任。好在，恶有恶报，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曼青她……她把这些给我，是什么意思？” “也许，是想让你知道，她当年不是自愿的。也许，是想彻底解开你的心结。也许……”张薇顿了顿，“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毕竟，带着那么大的秘密和委屈离开，太沉重了。” 那一夜，我失眠了。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录音里的对话，和苏曼青这些年来隐忍的眼神、欲言又止的神情。我忽然明白，她书房抽屉里那张旧照片，她保留的那些旧物，不仅仅是对青春的怀念，或许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和铭记。 第二天早上，我让司机开车去了机场。我没有进去，就在出发层外面的路边停下。我知道她乘坐的航班号，看着大屏幕上显示“正在值机”。 我坐在车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从这里经过，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她。 就在航班即将停止值机的时候，我看到她了。 她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裹着厚毯子、神情萎靡的老妇人，那是她母亲。她自己也只拎着一个小行李箱，衣着朴素，步履匆匆。 她低着头，专注地推着轮椅，朝着安检口的方向走去。冬日的阳光照在她侧脸上，能看清她紧抿的嘴唇和消瘦的轮廓。 就在她即将消失在安检口人流中的那一刻，她忽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脚步顿了一下，微微偏过头，朝我车子的方向望了一眼。 隔得太远，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看到她的目光，似乎在我这个方向停留了短短一瞬。 然后，她转回头，再也没有犹豫，推着轮椅，汇入人流，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就像三十二年前，那辆驶离车站的长途汽车。 这一次，是真的再见了。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心里那片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坚冰，在真相的阳光和离别的风里，终于彻底融化，化成一片潮湿的虚无，又慢慢沉淀为平静的深潭。 司机轻声问：“书记，回市委吗？” “不，”我睁开眼，“回家。今天周末，陪老婆孩子。” 车子驶离机场，汇入城市的车流。窗外，这个我奋斗了大半生、承载了我所有爱恨荣辱的城市，在冬日晴朗的天空下，显得既熟悉又陌生。 回到家，张薇正在辅导儿子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 儿子咬着笔头，苦恼地说：“妈，我爸天天忙得见不着人，我写啥呀？” 张薇笑着点点他的脑袋：“就写你爸怎么从一个小记者，一步步努力，当上市委书记的。写他怎么认真工作，怎么关心老百姓，怎么……怎么对咱们这个家好。” 我站在门口，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我走过去，揉了揉儿子的头发：“别听你妈的。就写你爸是个普通人，会累，会犯错，但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做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张薇看着我，眼里有温柔的笑意。 我握住她的手。这双手，不似当年那阵茉莉香般惊艳，却给了我实实在在的温暖和支撑，陪我走过最艰难的岁月，也将陪我走向未知却踏实的未来。 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那些刻骨铭心的屈辱与荣耀，那些纠缠半生的恩怨与人，最终都化作了生命长河里的几朵浪花，奔流向前，永不回头。 而生活，还在继续。以它最平凡，也最坚韧的方式。 微信朋友圈搜索岳父反悔婚姻的原因岳父嫌穷拆散婚姻后续被岳父瞧不起后亮身份20年前被岳父看不起最看不起女婿的岳父盘点各种腐败岳父

　　本文标题：岳父嫌我穷拆散我俩，32年后我以市委书记身份考核她区长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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