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被骗到乡下嫁了人，婆家看我有文化，竟然供我读书考大学

　　被拐的字典开出花

　　1984年秋天，我以为自己去县城书店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却被同村的远房表叔带上了另一条路。

　　他说顺路捎我去，拖拉机却在岔路口转向，一路向西，向西，直到夕阳把黄土坡染成血色。三天后，我被以三百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

　　那男人叫王大山，比我大十五岁，脸上有风吹日晒的沟壑。他家在黄土坡最深处，院子里有口老井，井边的苔藓绿得发黑。

　　婚礼在第三天草草办了。没有红盖头，没有鞭炮，只有一桌分不清是什么的菜，和几个面生的亲戚。婆婆是个瘦小的女人，眼睛很亮，看我的时候像在掂量一件货物。

　　夜里，王大山靠近我时，我从枕头下摸出早就藏好的剪刀。

　　他愣住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僵持了很久。最后他叹了口气，抱了床被子去了隔壁屋。那晚，我握着剪刀坐了一夜，听着院子里野狗的叫声，和远方不知道什么动物的嚎叫。

　　第二天早晨，婆婆看到我眼下的乌青和紧握剪刀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端来一碗玉米糊。

　　日子就这样僵持着。我不说话，不下地，只是每天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看天，看云，看偶尔飞过的鸟。王大山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一身黄土，偶尔会偷偷看我一眼，眼神复杂。

　　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

　　那天婆婆打扫房间时，从我带来的包袱里翻出几本书——是我准备带去县城换的旧课本，还有一本卷了边的《诗经》。

　　她拿着书看了很久，手指抚过书页，动作轻得不可思议。然后她走到我面前，用生硬的普通话问：“你……识字？”

　　我戒备地看着她，点了点头。

　　她又问：“会算数吗？”

　　“会。”我终于吐出这个字，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

　　婆婆的眼睛突然亮了，那种亮光，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才明白是什么。

　　第二天，家里来了个客人，是邻村的老教书先生，据说从前在省城念过书。婆婆毕恭毕敬地请他坐下，然后把我叫到跟前。

　　“写几个字。”她对我说。

　　我在先生带来的纸上写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先生看了很久，抬头时眼睛里有泪光。他和婆婆用方言快速交谈，我隐约听到“可惜了”“是个苗子”。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变了。晚饭时，婆婆特意煮了个鸡蛋，剥好了放在我碗里。王大山看着我，第一次主动开口：“娘说，让你读书。”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家里穷，供不起正经学堂，”婆婆接话，手里忙着缝补衣裳，“但刘先生愿意每周末来教你。他说……”她顿了顿，“说你这样的脑子，埋在这里可惜了。”

　　我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刘先生会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来我家。我们在堂屋的方桌上上课，婆婆就在门外纳鞋底，偶尔探头看看，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刘先生不仅教语文数学，还偷偷带些“禁书”给我——《青春之歌》、《红岩》，还有用报纸包着的《红楼梦》片段。他说：“知识没有错，记住了。”

　　王大山不识几个字，但每到周末，他会早早起来，把堂屋打扫干净，烧好开水。有次我无意中看到他翻我的作业本，粗糙的手指小心地抚过字迹，仿佛那是什么易碎的珍宝。

　　第一年冬天，刘先生冒着大雪来了。上完课，他搓着冻红的手说：“县里明年有考试，通过的人能去省城念师范。你……想试试吗？”

　　婆婆正在门外扫雪，听到这话，动作停了。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看着这个囚禁我又给我希望的地方，心中五味杂陈。

　　“要多少钱？”婆婆走进来，直接问。

　　“报名费五块，去省城的路费、住宿，少说也得三十。”刘先生说得艰难。

　　三十块。我知道王家一年的结余可能都不到三十块。

　　那天晚上，我听到公婆房里传来低低的争执声。第二天早晨，婆婆眼睛红肿，但递给我一个小布包，里面是零零散散的纸币和硬币。

　　“大山去邻村帮工了，三个月，”她说得简短，“你好好考。”

　　我握着那个布包，第一次在这个家里流下眼泪。

　　备考的日子很苦。白天我要做家务，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王大山从邻村回来时，黑瘦了一圈，但带回几本旧参考书，说是从工头儿子那里讨来的。

　　考试前一天，婆婆拿出压箱底的一块蓝布，给我做了件新褂子。“出门要体面。”她说，手指在布料上摩挲，那布原本可能是想给她自己做寿衣的。

　　1986年春天，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车开动时，我看到婆婆和王大山站在尘土里，身影越来越小。婆婆忽然举起手挥了挥，那个动作，我在后来的岁月里反复梦见。

　　放榜那天，我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自己。我考上了。

　　回到村里时，王大山在村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把刚采的野花，窘迫地递给我。花已经蔫了，但我接过时，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离家去省城前夜，婆婆来到我房间，手里拿着一个小木盒。“你娘家的东西，”她说，“当初……你表叔拿来的。”

　　盒子里是我学生时代的照片、一支旧钢笔，还有母亲留给我的一对银耳环。我以为这些东西早就丢了。

　　“我知道你不是心甘情愿来的，”婆婆的声音很轻，“但人这辈子，有时候路走歪了，也能走到亮处去。”

　　她顿了顿，继续说：“大山配不上你，我知道。你毕业后，要是想走……我们不留。”

　　我看着她沟壑纵横的脸，突然明白，这个看似囚禁我的地方，其实给了我另一种自由。

　　师范三年，我每次回家都会带书给王大山。他开始磕磕巴巴地识字，后来能读报纸了。婆婆最爱听我念信，任何文字从嘴里念出来，她都听得认真。

　　毕业后，我回到县城中学教书。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留在省城，我只是笑笑。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王大山成了我们乡第一个会上网查农业技术的农民，婆婆活到八十九岁，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让你念了书。”

　　我的学生们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曾是被拐卖的女人。他们只知道，王老师眼睛很亮，上课时讲到动情处会哽咽，尤其教《诗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想，命运是多么奇特的东西。它用一个谎言开头，却铺出一条意想不到的路。我被骗到这里，困在这里，最终却在这里生根、开花。

　　那本《现代汉语词典》终究没能买到，但我用自己的方式，读懂了人生这本大书。在黄土地最深处，在被命运随意摆放的位置上，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声音——并且，把这种声音传递给更多像我曾经一样，渴望看见世界的眼睛。

　　最近，我和王大山资助了村里三个女娃上学。看着她们背着书包奔跑的背影，我仿佛看到1984年那个绝望的少女，正穿越时光向现在的我走来。

　　两个影子重叠时，我对自己说：看，所有的弯路都有意义，所有的伤口都能开花。只要不放弃识字，人生就永远可以重新断句、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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