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保姆涨工资她却要辞职，临走时说：你家地下室有别人

　　我叫林静，四十二岁，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丈夫李哲比我大三岁，做外贸生意，常年在外跑。儿子小远今年初二，住校，周末才回家。

　　我们家住城西一个老小区，三层小联排，带个地下室。房子是十年前买的，那会儿房价还没疯涨。地下室一直堆着杂物，旧家具、换季衣物、李哲不用的健身器材，还有我舍不得扔的大学课本。

　　王姨来我们家做保姆，快五年了。

　　她是安徽人，五十出头，丈夫早年工伤去世，儿子在老家读大学。她话不多，但手脚麻利，做的菜合口味，打扫得一尘不染。小远喜欢她，说她做的红烧肉比饭店还好吃。

　　李哲对王姨也挺满意，常说她“让人省心”。王姨住家，周末小远回来时她也在，平时就我们俩——我和她，守着这栋越来越安静的房子。

　　今年三月，公司给我升职加薪。我想着王姨这五年没怎么涨过工资，还是每月四千五。现在物价涨得厉害，她儿子又要考研，开销大。跟李哲商量后，我决定给她涨到五千五。

　　那天晚饭后，我把王姨叫到客厅。

　　“王姨，坐。”我递给她一个信封，“这是下个月的工资，从这月起，每月涨一千。”

　　我以为她会高兴。毕竟这一千块，能让她给儿子多寄点生活费，或者给自己添件像样的衣服。

　　王姨接过信封，没打开，捏在手里。她低着头，手指摩挲着信封边缘，好久没说话。

　　“怎么了？”我问，“是不是家里有事？需要帮忙吗？”

　　她抬起头，眼神复杂——有犹豫，有害怕，还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林姐，”她很少这么叫我，平时都叫“太太”，“这钱我不要。”

　　我愣住了：“为什么？你嫌少？咱们可以再商量……”

　　“不是钱的事。”她把信封放回茶几上，“我……我想辞职。”

　　这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王姨，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你说，我改。”我急了。找个好保姆比找个好员工难多了，王姨这样的，可遇不可求。

　　她摇头：“林姐对我很好，小远也好。是我自己的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你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不是。”

　　“家里出事了？你跟我说，我能帮一定帮。”

　　她还是摇头，起身要走。

　　我拉住她：“王姨，咱们相处五年了，不说亲如家人，至少也是有感情的。你说走就走，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她站住了，背对着我。客厅的灯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突然发现，这几年她老了不少。

　　“林姐，”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什么，“你真不知道？”

　　“知道什么？”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里有同情，有恐惧，还有一种决绝：“你家地下室……有别人。”

　　我脑子“嗡”的一声。

　　“什么别人？地下室堆的都是杂物，哪来的人？”我觉得她在说胡话，“王姨，你是不是太累了？明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我没病。”她打断我，“我听见了。好几次，深更半夜，地下有声音。”

　　“可能是老鼠，或者水管……”

　　“是哭声。”她一字一句地说，“女人的哭声。”

　　我的血都凉了。

　　王姨继续说：“上个月十五号，凌晨两点多，我起来上厕所，听得清清楚楚。还有……你不在家时，李先生有时候会去地下室，一待就是半个钟头。我偷偷看过，他端着饭菜下去。”

　　我张着嘴，却说不出话。

　　李哲？端着饭菜去地下室？

　　“林姐，”王姨的声音有些发抖，“我乡下人，迷信。这事我憋了两个月，每晚都做噩梦。这钱我挣不了，对不起。”

　　她朝我鞠了一躬，转身回自己房间了。

　　我坐在沙发上，浑身发冷。客厅的钟滴答滴答走着，每一声都敲在我心上。

　　地下室？女人的哭声？李哲送饭？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和李哲结婚十八年，虽然这些年他常出差，感情淡了些，但他是正经生意人，有底线。何况这是我们家，他怎么可能在家里藏人？

　　可是王姨……王姨不是会说谎的人。这五年，她连菜市场找错的钱都会退回去。

　　我猛地站起来，朝地下室走去。

　　楼梯在厨房后面。我打开灯，一步步往下走。空气里有灰尘和潮湿的气味，混着淡淡的樟脑丸味道。

　　地下室大概二十平米，堆得满满当当。旧沙发、缺腿的椅子、装衣服的纸箱、小远小时候的玩具……一切如常。

　　我仔细检查每一面墙，每一个角落。没有暗门，没有通道，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可是，当我静下来，站在地下室中央时，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太整齐了。

　　靠墙的那排箱子，摆得过分整齐。而且地上的灰尘，在某些地方特别薄，像经常有人走过。

　　我挪开几个箱子，后面露出墙壁。敲了敲，声音有点空。

　　我的心跳加速。

　　继续挪箱子，一个、两个、三个……后面露出一扇小门。漆成和墙壁一样的颜色，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门没锁。我颤抖着手，推开它。

　　里面是个小房间，不到十平米。有张简易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水杯、药瓶、几本书。墙上贴着旧海报，是九十年代的明星。

　　最让我震惊的是，靠窗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相框。

　　照片里是个年轻女人，笑得很甜。我认识她——不，我见过她。在李哲的老相册里，夹在很深处。他说是他的大学同学，很多年没联系了。

　　照片旁边，有个笔记本。我翻开，第一页写着：“1998年9月10日，今天又发作了，不敢见人。哲说先躲一躲，等好了再说。”

　　哲。李哲。

　　我腿一软，坐在床上。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我回头，李哲站在门口，脸色惨白。

　　“小静，你听我解释……”

　　“她是谁？”我的声音陌生得自己都认不出来。

　　“她叫周梅，我大学同学……她有精神病，时好时坏。家里没人了，没地方去……”

　　“所以你就把她藏在我们家地下室？藏了多久？”

　　李哲低下头：“三年。”

　　三年。也就是说，这三年里，我一直和一个陌生女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却毫不知情。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瞒着我？”

　　“我怕你不同意……她情况特殊，送去精神病院，她害怕。而且，而且她以前帮过我，我欠她人情。”

　　我看着他，这个和我同床共枕十八年的男人，突然变得无比陌生。

　　“王姨听见的哭声，是她？”

　　李哲点头：“她发病时会哭。我给她吃药，慢慢就好了。”

　　“所以你经常‘加班’，其实是回来照顾她？”

　　他不说话，算是默认。

　　我站起来，往外走。经过他身边时，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他戒烟五年了，什么时候又开始抽的？

　　“小静……”

　　“别叫我。”我说，“今晚我住酒店。明天，要么她走，要么我走。”

　　那晚我在酒店，一夜没睡。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这三年的一切——李哲经常性的“出差”，他对地下室的“整理”，他有时候的心不在焉……

　　原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谎言里。

　　第二天回家时，李哲坐在客厅，眼下乌青，显然也没睡。

　　“她走了。”他说，“我送她去我郊区的老房子，请了个护工。”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又问了一遍。

　　“我害怕。”他双手捂着脸，“害怕你接受不了，害怕你离开我。也害怕……伤害她。她受过刺激，很脆弱。”

　　“那我呢？”我的声音在发抖，“我就不脆弱？十八年的夫妻，你把我当什么？这栋房子的女主人，还是你慈善事业的赞助人？”

　　李哲哭了。结婚以来，我第一次见他哭。

　　他说起周梅的事——大学时他们恋爱过，后来她家出事，精神失常，时好时坏。她家人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逃出来，找到他。他可怜她，又愧疚（分手时她受了刺激），就把她藏起来。

　　“我想帮她治好病，然后找个地方安置她，再告诉你。”他抽泣着，“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王姨收拾好行李，从房间出来。看到我们，她低下头：“太太，李先生，我走了。”

　　我叫住她，把那个装工资的信封塞进她手里：“王姨，谢谢你。没有你，我可能一辈子被蒙在鼓里。”

　　她推辞，我坚持。最后她收下了，小声说：“林姐，保重。”

　　王姨走后，家里空荡荡的。我和李哲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五年的秘密和三年的欺骗。

　　“我们需要时间。”我说。

　　李哲点头：“我明白。我去朋友家住段时间，你……你照顾好自己。”

　　他拖着行李箱离开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愧疚，有哀求，有十八年婚姻积攒下来的依赖。但我转过了头。

　　如今三个月过去了。李哲每周回来一次，我们一起吃顿饭，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告诉我周梅的近况——情况稳定了些，但离康复还远。

　　我去了几次心理咨询。医生说，这种背叛感需要时间消化。

　　有时候我会去地下室，坐在那个小房间里。看着周梅留下的痕迹——她看的书，她叠被子的方式，她贴在墙上的旧海报。我能想象这三年，她是怎样活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靠着李哲偶尔送来的饭菜和药物，靠着对过去的记忆，一天天熬过来。

　　我恨李哲的欺骗，但也同情周梅的遭遇。这两种情绪在我心里打架，打得血肉模糊。

　　昨天，李哲发来短信：“小静，周梅愿意去专业的康复中心了。我陪她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你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

　　我没回。

　　今天阳光很好，我把地下室的东西一件件搬出来晒。那些旧衣服、旧书、旧玩具，在太阳下散发着时光的味道。

　　在地下室最深处，我发现一个小木盒。打开，里面是我和李哲的结婚照，还有小远出生时的脚印拓片。照片上的我们那么年轻，笑得毫无防备。

　　我坐在院子里，把照片一张张看完。十八年，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月，是六千多个日日夜夜。

　　傍晚时，我给李哲回了短信：“先陪她把病治好。其他的，等你回来再说。”

　　按下发送键时，我的手在抖。我知道，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永远存在。就像摔碎的瓷器，就算粘得再牢，裂痕还在。

　　但人生不就是如此吗？在破碎中寻找完整，在谎言里剥离真相，在背叛后学着原谅——或者不原谅，但至少理解。

　　王姨偶尔会发短信问候。她在另一家做保姆，说那家人对她很好。每次结尾，她都会写：“林姐，保重身体。”

　　我会回：“你也是。”

　　然后继续面对我的生活——一栋有过秘密的房子，一段需要重建的婚姻，一个不知何时能解的心结。

　　地下室的秘密揭开了，但生活的谜题还在继续。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阳光好的时候，把该晒的东西都拿出来晒晒。包括记忆，包括伤痛，包括那颗被欺骗过但还在跳动的心。

　　院子里的梧桐树发芽了，嫩绿嫩绿的。春天来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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