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请托找人“办事”不成，钱能要回吗？——最高院入库案例关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裁判思路

　　前言

　　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事：想托人办点“急事儿”，可能是想解决某个棘手问题，或者觉得正规途径不划算，找人代办，还交了一大笔钱。结果呢？事儿没办成，对方还拒不退还这笔钱。更窝火的是，有的人事后起诉要回钱，一审还被法院驳回了。那么，有人就问了：律师，我这钱难道就白扔了？

　　对此，最高院最新入库的一起“请托退保”案，就是关于非法请托的典型案例，并且判决受领人返还全部钱款给了给付人！ 本文结合这起典型案子，从法律实务角度分析“返还请托费”的相关问题。

　　一、最高院入库案例——“请托退保”案

　　（一）基本案情

　　段某、高某曾均为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保险公司工作期间，段某在某保险公司投有多份保险，因保费过高想办理退保，但考虑找保险公司仅退还保单的现金款非常少。后来，段某通过朋友加入高某为群主的 “全额退保群”，高某向段某表示其只要交纳4万元就可代办退保。段某通过微信向高某转账4万元，高某向段某出具收条：今收到段某加盟费4万元整，高某签字捺印。交款后段某不断询问退保进展，高某仅向段某发送投诉信要求配合，段某看了那些投诉信，觉得里面的理由说得太牵强，根本站不住脚。两个半月后退保事宜仍然无实质进展，段某要求高某退还4万元，高某拒不退还。

　　段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并要求高某返还4万请托费并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驳回其全部诉求。段某不服，上诉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高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段某4万请托费，但未支持其逾期利息的请求。

　　（二）二审法院认为：被给付人应当返还涉案款项4万元

　　首先，从性质上看，4万元是“请托费”，而非“加盟费”。 从收条可知，虽收条载明涉案款项为加盟费，但该内容系高某单方标注，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具体加盟业务，故该收条仅能证明高某收取了段某4万元款项，无法证实款项性质为加盟费。

　　其次，基于不法目的给付涉案款项，该行为因 “违背公序良俗” 无效。 段某基于不法目的给付涉案款项，但退保有正常合法的渠道，保险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渠道依法办理。根据前述分析，高某所收取的4万元不属于加盟费，且高某也没有提交收取段某款项的合法依据，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最后，钱得还，但利息难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或民事行为无效的，应当互相返还财产并由有过错一方向无过错方赔偿损失。本案中，高某应当依法返还其收取段某的4万元款项，但段某与高某均有过错，段某关于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一百五十七条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不法原因给付的司法争议与实务

　　生活中 “托人办事” 的情况不少：找关系入学、托人办晋升、借名买经适房等。可一旦事没办成，当初交的钱该不该退？ 这背后涉及 “不法原因给付” 的法律认定，实务中观点分歧不小，笔者梳理了以下核心争议点：

　　（一）先厘清：哪些“托人办事”算“不法原因给付”？

　　很多人以为 “只要托人办事，钱就要不回”，其实不然，关键得看请托行为的 “违法程度”。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朱晓喆就提出，对民事请托行为要按违法性程度分阶判断，这也和实务中的认定逻辑高度一致：

　　其一，当不确定是否属于广义上的违法时，根据实际情况可认定合同有效，按委托合同来处理；

　　其二，若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或只有轻微违法性，比如不符合就学政策却托关系入学、破坏教育公平秩序，这类情况应按合同无效处理，原则上支持全额或部分返还。 而要是请托事项已经完成，全额返还可能会助长请托人违背诚信的投机行为，或者受托人已经产生了合理支出，这种情况下则可支持部分返还。

　　（二）核心争议：不法原因给付的，钱怎么退？

　　一旦确定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关于“钱该不该退、退多少”，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观点1：钱款全退——受领人不得因此牟利

　　理由很直接：一是这类委托合同本身因违公序良俗无效，受领人拿的钱本就没法律依据，该全额返还；如果受领人确实做了点事，可以按过错让给付人补点必要费用。二是从法律上看，这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而法律并未规定 “不法原因给付” 的当事人无法要回不当得利。三是受领人通常是以牟利为主，过错比想 “走捷径” 的给付人更大，优先让受领人退钱，更符合治理逻辑。

　　基本案情： 王某勤经姜某凤居间介绍并向其付款，其目的系为收买与上海户籍残疾人姜某凤结婚的资格，利用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尽早落户上海。各方签订《承诺书》，约定王某勤分两次支付16万元（领证后付10万，落户后付6万），若姜某凤残疾证不符合落户标准需退10万。2022年7月姜某凤去世，王某勤落户未果，故起诉要求返还10万。

　　法院认为： 案涉款项系属不法原因给付之标的，并综合考量各项因素，认为王某勤与姜某凤均存在主观动机不法性，但若不支持返还或支持返还部分款项，则能使姜某凤从不法的居间介绍中获利，从而变相认可不法行为，会滋生机会主义道德风险。

　　观点2：钱款不退——法律不保护不法者

　　这种观点认为，给付人明知办事要走歪路还主动给钱，已经脱离了法律保护范围。不让退钱，既是对给付人违法的惩罚，也能警示其他人别签违法合同。而且，哪怕事没办成，不法的性质也没变。如果这时支持退钱，容易让人误以为司法认可这种请托。法院可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三项 “明知无义务还给钱”，驳回退钱请求。

　　基本案情： 庞某为给儿子安排工作，向刘某转账20万元委托其办理某核电站入职事宜，后因儿子学历问题未办成。刘某又提议安排至某机场工作，并与相关人赵某及该公司签订协议，将6万元人情费交予赵某。庞某之子通过机场工作初试后拒绝参加复试，表示不去北京首都机杨工作。此后，庞某多次要求刘某退款，刘某陆续退还了14余万元，而赵某此前收受的人情费仅退还给刘某1万元，尚有5万元未退回。故庞某起诉要求刘某返还剩余5万元及案件相关费用。

　　法院认为： 庞某花钱请刘某托人给其子安排工作，属权钱交易的非法请托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二人之间的自然债务欠缺诉请执行力，不受法律保护。诚然，当今社会存在权钱交易等潜规则现象，但从法律上说，存在并不意味着应受法律保护。若支持给付人在请托失败后通过法律要回款项，会让其无财产风险，变相鼓励非法请托，破坏公正竞争环境，此为裁判重要考量。

　　观点3：钱款部分退——双方都有错，按过错程度各自承担损失

　　这种观点折中：给付人和受领人都知道办事不合规，双方对合同无效都有责任。所以钱不用全退，也不能一点不退，按双方过错程度分摊——比如受领人主动忽悠给付人，过错大就多退点；给付人主动找关系，过错大就少退点。这样既警示了双方，也不至于显失公平。

　　基本案情： 2019年，陈某某因委托前亲家王某某为女儿找工作，向其支付5万元。后工作未办成，王某某退还了一般钱款，剩余2.5万元未退，遂陈某某起诉要求其返还该2.5万元。

　　法院认为： 陈某某企图通过非正规渠道为其女儿获取工作机会，而王某某明知该行为有违公序良俗，仍接受陈某某钱款帮忙“打点”，双方均存在过错，对于未返还的2.5万元费用，一审法院酌定陈某某承担20%的责任，王某某承担80%的责任，并无不当，这对双方当事人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

　　三、不法给付，事后签的欠条，有效吗？

　　实务中常有这样的情况：请托事没办成，双方签了一份还款协议，约定受领人分几期退钱，可真到履约时，受领人又反悔说协议无效。那么，实践中，这种还款协议的效力该如何认定？

　　根据朱晓喆教授的观点：“基于请托行为双方事后达成的还款协议，应属债务承认协议，效力取决于原债务关系的有效或无效。”

　　简单来说，就是：事后签的欠条是否有效，全看之前那笔 “托人办事” 的债务本身合不合法。要是原债务合法有效，那还款协议就有效；要是原债务本身无效，那还款协议也跟着无效。

　　四、律师结语

　　判断不法原因给付中给付人能否主张返还，需综合三方面因素考量：

　　其一，给付的不法性程度。 若行为具强不法性，受刑事、行政责任规制，对给付人返还请求不予支持，且可通过追缴受领人财产等方式，避免双方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判断时需结合当事人主观动机、行为危害程度、公法治理情况等。

　　其二，主体的可责难程度。 需考量给付人、受领人在不法行为中的主导力，若某一方为不法行为的主导因素（不法原因力大），则不得使其获不法利益，以遏制此类行为。

　　其三，支持/不支持返还的社会效果比较。 若难以判断是否支持返还，需从社会效果出发，对比两种处理结果，平衡确定可接受方案，确保裁判符合社会治理需求。

　　总之，这类“非法请托”案子没有固定答案，每起纠纷的违法程度、双方过错都不一样，差一点结果可能就天差地别。如果碰到类似问题，建议尽早找专业律师。由律师帮助梳理证据、分析案件关键，判断 “钱能不能要回”“如何要回”，避免错过维权时机。

　　本文标题：非法请托找人“办事”不成，钱能要回吗？——最高院入库案例关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裁判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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