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来自声呐研究所）

　　二、凶手和茶杯

　　本来，这件事也就结束了，可是，当包所长、小黄离开后，酱园请来替死者擦拭身子穿殓衣的那个蒋老头儿却发现了疑点。

　　六十四岁的蒋老头儿名叫蒋骏，是南京第一批警察中的一个。那时还是清朝，朝廷组建巡警部，各地组建对应的巡警局，蒋骏当时报考巡警被录用。辛亥革命后，清朝的警察改为民国警察，蒋骏被留用。后来蒋介石奠都南京，南京市警察局改组为“首都警察厅”，蒋骏仍是普通警察，不过已经由巡警转岗干了三年多刑警了。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蒋骏被流弹所伤成了瘸子，为谋生计，就做了街头小贩。小贩的收入难以支撑全家生活开支，想打零工，年纪偏大又瘸着一条腿，于是就另外物色了一项临时营生——专替死者擦身穿衣，挣点儿零钱贴补家用。

　　蒋老头儿有这段经历，他能够发现宋逊荣的死有疑点也就不奇怪了。蒋老头儿为死者擦身换衣时，尸体并未出现异常迹象。直到他把活儿做完，洗了手，换了衣服，拿了工钱和一包卤菜、一瓶酒（死者家属按例不留饭，而是给一份食物、一瓶酒）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盖在死者脸部的黄裱纸上有血迹，就想换纸。上吊自尽者在死后口鼻是会渗血的，这时蒋老头儿尚未有什么疑问。可是，他揭开遮脸的黄裱纸，却发现死者的耳朵、眼睛都有渗血的迹象。于是，刑警出身的蒋老头儿就隐隐觉得宋老板似乎死得不明不白了。

　　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玄武分局副局长周勇根。老周是1936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从地下交通员干到交通站长，1944年身份暴露撤往根据地，成为新四军的情报人员。解放战争时期，他负伤隐蔽于山东农村整整两年，1948年重新归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仕途受了影响，干了十多年革命工作只给安排了个分局副局长兼侦讯科长。不过，当时南京各区公安分局侦讯科主管政保、刑侦、预审条线，所以侦讯科长的职权是比较大的。

　　宋逊荣被宽大释放后，周勇根寻思这个酱园老板交往的朋友中既然有中共地下党，那肯定也有国民党特务，想从他那里查摸线索，于是就来拜访。哪知，还没进门就看到酱园门口挂着黑纱白布，一问，宋老板竟然上吊自杀了。老周入内时，蒋老头儿刚刚给死者擦拭掉血污，正对着手里的黄裱纸发愣。老周见状心里一动，便开口询问。蒋老头儿是见过老周的，南京解放伊始他按照军管会布告的规定去分局登记自己的旧警察身份，接待人正是老周。老周已经记不得他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此刻两人之间的交流。蒋老头儿把情况说了说，顺便提到自己是警察出身。老周自是重视，当即下令封锁灵堂，所有人不准进出。然后，写了一张条子派人急送派出所。

　　片刻，派出所包所长带着三个民警匆匆赶到，向周副局长报告说已经按照条子上的内容给分局去了电话。刚说完，分局刑警也赶到了。

　　现场勘查的结果，发现少了一个茶杯——就是昨晚宋逊荣阅读报纸时端着喝茶的那个杯子。据死者妻子宋王氏回忆，她发现丈夫悬梁时还看见那个茶杯好好地放在桌上的，旁边还有几份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这是宋逊荣的习惯，看过的报纸都折叠齐整，保存至少一年方才处理掉。至于指纹、脚印之类的痕迹，则因许多人进进出出，早已无法辨别了。

　　这时，南京市公安局派来的老法医翟永度带着助手小金赶到了。法医就在灵堂里对宋逊荣的尸体作了解剖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宋逊荣是在服下某种能够快速致人昏迷的毒药后，被人用绳索套上脖颈，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直接的致命原因，确实是窒息而亡；从死者胃内残存的食物推断，其被害时间应在9月2日夜间十时至十二时之间；至于毒药是否会致命，需要对血液进行检验后才台旨知道。

　　专案组随即成立，一共抽调了四名侦查员（其中两人是出现场的刑警），连同亲任组长的周勇根一共五人。还没坐下来开始进行案情分析，分局秘书室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被举报的对象就是刚被法医认定为他杀的“达诚酱园”老板宋逊荣。这封信随即送到了专案组长老周手里。

　　举报信的内容有二：一是宋逊荣在l941年秋， 接受日本侵华部队华东日军总部的委托，在日军派来的一名食品技术专家的指导下，为日军秘密研制固体酱油、固体酱汤，用于日军野战部队食用。此系汉奸罪行，但抗战胜利后未曾受到追究；二是 “达诚酱园”的伙计中，曾有一个名叫郭富的“军统”特务，此人在酱园待了三年多，南京解放前夕不知去向，据称是受宋逊荣的资助逃离南京的。此系包庇反革命分子罪。几个侦查员传阅了这封举报信，按照老周的意思先放在一旁，结合下面将进行的案情分析一并讨论。案情分析会首先对宋逊荣的被害情形予以还原——

　　昨晚，死者之妻宋王氏在九点半左右进里屋歇息后，宋逊荣在外间灯下喝茶看报。在随后两个半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点，有客——就是凶手——来访。这个客人应该跟宋逊荣熟识，因为外间屋并未出现过异样声响把宋王氏惊醒。因为熟识，主人就给来人沏茶，估计就在转身的当儿，来人在宋老板的茶杯里下了毒。然后，两人喝茶、谈话，宋逊身很快昏迷。接着，来人用从第二进院落里获取的麻绳勒住宋逊荣的颈部，扯上屋梁，使之窒息而亡。之后，用死者的拖鞋在凳子上留下了脚印，又把凳子翻倒于地，伪装上吊自尽。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宋王氏所说的情形有诈。宋逊荣所喝的茶是她泡的，她在泡茶时把毒药投入杯中，待丈夫喝了茶昏迷后，开门让事先潜伏于室外的凶手入内，或由凶手下手，或足与其合力，将宋逊荣杀害并伪装了上吊自尽的现场。

　　宋逊荣身高一米六八，体重六十二公斤，即使处于毫无反抗意识的昏迷状态中，以一人之力也难以伪造这样一个上吊自杀的现场，至少要两人合力才做得到。因此，不管是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凶手都不会少于两人。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一凶手是怎样进入现场即酱园第三进宅院的。

　　第一种可能是在宋家的酒宴结束后悄然潜入。“达诚酱园”大门朝南，前面是大街，右侧、后面是一条连通的小巷，左侧是“大福典当”，酱园与典当行各砌有围墙，典当行的围墙又高又厚，俗称“风火墙”，是很难攀越的。宋家居住的宅院与外界有前后两个通道，从酱园大门进入店堂，穿过店堂进入第二进——大院，再踩着大院中间那条青石铺就的甬道来到第三进——内宅。内宅大门内是一个小院，迎门是客厅，两侧是厢房，东厢房是宋逊荣夫妇的卧室，西厢房是宋逊荣用于存放账册、书籍的书房。客厅后面的几间房则是两个儿子以及第三代的卧室，东西朝向，中间有天井。天井北面尽头有一道一米多宽的小门，那就是酱园的后门了。后门装着司必灵锁，宋逊荣以及儿子三家都有钥匙，以供早晚进出方便，不必从前面店堂穿过，惊动了尚在那里睡觉的伙计。

　　这种建筑格局，凶手若想进入内宅，不能走前门，因为店堂里每天有两名轮值的伙计在那里睡觉。那么就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走后门，二是攀越右侧围墙进入大院，再攀越内宅院墙。

　　之前勘查现场时，侦查员已经检查过院墙，院墙上攀满了爬山虎，顶部还镶着玻璃、钢钉，这种障碍不是不能克服，但克服之后必定留下痕迹；而勘查之下未发现有人攀越过的痕迹，所以应当排除攀墙而入的可能。那么凶手是不是撬开后门或者用钥匙打开后门进入的呢？勘查现场时排除了撬门的可能，至于是不是使用了钥匙，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后门里侧墙边有个狗窝，养着一条宋老板从日军那里要来的狼狗，非常凶猛，且训练有素，因此，外人即使掌握了钥匙，也没法让狼狗配合不叫不扑咬。

　　第二种可能是，凶手是受主人之邀前来参加庆贺酒宴的来宾中的一个，他在晚宴后藏匿于酱园内．待客人散去后再去叩开内宅门，随便找个借口接近宋逊荣，趁宋不备向其茶杯里投毒。如果是这样，对于受邀参加庆贺酒宴的来宾情况就需要进行调查。

　　第三种可能是，凶手是酱园的伙计，原本就住在酱园里，那就不存在如何进入的问题了，更不必攀越内宅的院墙，只要轻轻叩门，宋逊荣自会放其（可能是两人）进入。不过，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伙计跟老板肯定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否则老板是不可能为其沏茶的。在这些伙计里，和老板关系最近的要数账房刘先生，可刘先生年迈体弱，走路快一些都气喘吁吁，应当不具备作案能力。当然，所谓的给来人沏茶不过是侦查员一厢情愿的推理，往宋逊荣的茶杯里下毒不一定非得利用他给来人沏茶的机会，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转移宋逊荣的注意力。如果进入现场的是两个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更容易了。不管怎么说，对酱园内部人员也需要逐一调查。

　　第四种可能是，凶手就是宋逊荣的家属———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是未成年人，可以排除）。他们不存在进入现场的问题，如果勾结外来凶手作案，进入现场也颇方便，他们都有后门钥匙，而且可以控制住狼狗不其让发作。因此，需要对死者家属逐个进行调查。

　　最后，专案组就讨论到了那封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议来议去，觉得光从信里所说的情况来看，一时难以判断跟本案有无关联，于是决定在对上述诸点进行调查时捎带着查一下举报信所述的内容是否属实。之后，就对上述需要调查的几个方面作了分工，专案组全体出动着手进行调查。

　　次日晚上，专案组在分局碰头，汇总各人的调查情况——

　　侦查员迟宝平负责调查死者家属有无作案时间、9月2日晚上曾听见过什么动静以及后门钥匙的使用情况。据死者的儿子、儿媳说，宋王氏平时不喝酒，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偶尔喝一点儿黄酒，每次喝后都是脸红耳赤、心跳如鼓，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回到卧室倒头就睡，任凭什么声响也难惊醒她。9月2日这天，因为是庆贺丈夫摆脱牢狱之灾，她特别高兴，多喝了几杯，可想而知睡得极为酣熟。宋逊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宋志豪是银行职员，其妻萧梅系私营医院的护士，两人育有子女各一；小儿子宋志雄长扛客运轮船上的大副，其妻柳美荷系幼儿园老师，结婚六年尚未生育。9月2日晚上，萧梅在医院值夜班，宋志豪在家，他也为应酬喝了不少酒，酒宴结束返回屋里就躺下睡着了，一宿酣睡，次日清晨还是被母亲的哭声惊醒的。

　　宋志雄跑的是南京到重庆的航线，一个航次休息半月，这次是8月27日离开南京的，直至此刻也未曾返回。而小儿媳柳美荷因为幼儿园刚开学，忙碌了一天，回家后又跟着婆婆忙里忙外接待一班亲友，也是疲乏至极，一觉唾到天明，连婆婆的哭声也没听见，还是宋志豪让侄女敲门叫醒她的。

　　至于后门钥匙的使用情况，宋王氏、宋志豪夫女和柳美荷都说他们没有遗忘过钥匙，一直好好地放在身边；柳还说其夫朱志雄生性仔细，对于钥匙、钱包之类的物品保管得很好，不会出现落到别人手里的事儿。这些人一致说整夜没有听见过狼狗有什么动静。专案组在讨了上述情况后，基本排除了宋家内部作案的可能性。

　　侦查员张嘉煌、钱怡宣负责调查酱园伙计的情况。“达诚酱园”共有伙计（含学徒）十七人、账 房先生一人。其中账房刘先生已经六十六岁，还是宋逊荣的父亲在世时雇用的，整个酱园从宋逊荣到下面的学徒，对其都很是尊重，内宅的老板娘、少东家及内眷对其也是一口一个“先生”。刘先生患着多种慢性病，体质很弱，时不时就要卧床几天。这样一个老先生，自然不会是凶犯。不过，刘先生阅历丰富，当侦查员要求其协助政府对酱园内部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坚持请侦查员按规矩先对他本人作一番调查。于是，侦查员就通过询问交谈了解了刘先生的历史、家庭以及跟宋老板的关系等情况，又问了昨晚案发前后的情形。

　　刘先生昨晚过得颇有些艰难。他原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秋冬必发，此刻已经入秋，毛病蠢蠢欲动。本来还能强抑个把月才发作，可是由于宋逊荣入狱之事操劳太甚，宋出狱后这几天又为操持酒宴忙得不可开交，9月2日晚上忙碌完毕之后一松下来，哮喘立刻发作。那时还没有使用后立马可以抑制哮喘的喷剂，发作后只能冲泡杏仁粉之类的喝喝，无效的话那就起来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宋老板专门安排学徒小朱跟刘先生同住一室侍候老头儿，刘先生哮喘一发作，小朱立刻起来侍候，喝了杏仁汤没用，于是就扶着刘先生在大院里时走时坐，一直到午夜过后病情稍稍缓解方才回房睡觉。

　　刘先生这么一说，侦查员当即把小朱叫来，一并向这对老少了解9月2日前半夜他俩在院子里待着的那段时间里是否发现过什么异常情况，刘、朱都摇头。侦查员出他们画了一张大院的平面示意图，把他们散步经过的位置一一标出来，发现刘、朱两人的卧室是所有伙计的卧室中距内宅最近的一间，他们散步的位置离内宅院门不过二十来米。9月2 日是阴历七月初十，那天晚上月色甚明，他们没有看见院子里有其他人出现过，听见的也都是秋虫啁啾，没有其他异常声响；

　　回过头来，再了解伙计的情况。刘先生说十七个伙计中有八人的家就在附近，那天晚上吃过酒席就同家去睡了；另外九人中小朱是跟他住的，另有小牛、小王轮值睡在店堂，剩下六人睡在院子靠近店堂的那个大房间里，应该都没有单独活动的便利。张嘉煌、钱怡宣找其他伙计逐个谈活，果真如刘先生所说，他们都能互相作证。如此，酱园内部人员的涉案嫌疑也就排除了。

　　侦查员还顺便向刘先生等几个在酱园供职超过十年的老伙计了解了那封匿名举报信所反映的情况。抗战时，侵华日军华东总部确实派了军需官、翻译官各一名来酱园住了三个月，让酱园按照日军提供的配方制造固体酱油、固体酱汤，军需官的使命是监制。这桩生意，日军是按市价支付钱钞的，就像日军向米行购大米、让染坊把白布染成土黄色以制作军装一样，这种情形当时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并未受到追究。举报信提到的郭富其人，1945年4月至1948年9月期间确实在酱园做工，这人是不是“军统”特务，刘先生一干人就不清楚了。如此,举报信之事只有暂时搁置。

　　对宋逊荣的社会关系以及宋王氏所说的那个茶杯的调查，由专案组组长周勇根和侦查员王震峰进行。他们通过对宋逊荣的家属、亲朋好友以及酱园伙计的询问了解，列出了一份名单，但尚未进行查摸。

　　宋王氏关于茶杯的记忆可能有误。侦查员让她清点家里的茶杯，发现少了两个，而不是她之前所说的一个。侦查员要求她再次回忆当时的情况，她的思维却变得模糊了，说可能记错了，那时候看见丈夫悬在梁上，惊吓之下头脑肯定是混乱的。这倒符合之前专案组的分析—一凶手利用宋逊荣为其沏茶的机会往茶杯里下毒，作案后把两个茶杯都带离了现场。

　　侦查员对茶杯的去向进行了分析。这时是初秋时节，人们都还穿着单衣，两个杯子没法藏在身上，拿在手里吧，即使用报纸包着也还碍眼，遇到街头巡夜队不好解释。再说，他把杯子拿回去也没啥用。因此，估计那两个茶杯被凶手带离现场后随手扔到哪里去了。

　　专案组决定连夜查清这个问题，于是立刻前往酱园。到那里一看，发现凶手如果扔掉茶杯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内宅进门那个院子里的一口井。马上打捞，果然捞出了那两个茶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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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标题：《尘封档案》系列之：职业杀手的末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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