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0日，香港区域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引发全社会强烈关注：一名中学电脑科男教师，以"吃饭"为幌子，将15岁男学生诱至新界大埔的住所，在2024年9月至10月间三度实施猥亵行为，触及学生下体 。受害男生因不堪其扰陷入情绪低谷，母亲察觉异常后反复追问才得知真相，报警后涉案教师却全盘否认3项"向年龄在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猥亵行为"罪，而由于施害者刻意规避电子通讯、家中无监控，案件调查陷入证据搜集的困境。

　　这起近期曝光的事件，与曾轰动全国的成都梁岗案形成刺眼的呼应——同样是教师利用职业信任侵害男学生，同样是未成年人遭受同性性侵，同样面临着维权举证难、法律评价与伤害程度不匹配的问题。梁岗案中，曾被誉为"四川省最具风采班主任"的教师，强制猥亵7名学生（含2名未成年人），最终仅以强制猥亵罪获刑8年；而香港这起案件中，即便证据确凿，施害者仍试图通过否认指控逃避追责，受害者可能面临的法律救济与心理创伤修复，仍充满未知。两起案件跨越地域，却共同指向一个亟待解决的法治命题：同性性侵的法律保护体系，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防护网络，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短板与空白。

　　梁岗案与香港这起案件的核心痛点，均在于法律对男性（尤其是未成年男性）性权利保护的结构性不足。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仅限女性，对男性实施的强制性交行为无法以强奸罪定罪，只能通过强制猥亵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组合处罚。这种立法局限导致，无论是梁岗的多次强制猥亵，还是香港教师的三度侵害，施害者的量刑上限远低于强奸罪，既难以形成足够的法律震慑，更让受害者在维权时遭遇"二次伤害"——明明遭受了最严重的性侵害，却无法获得与女性受害者同等的法律评价与权利救济。

　　同时，两起案件也暴露了未成年人同性性侵法律保护的精细化缺陷。尽管《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罪（不限男女），但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男性，缺乏专门的性侵保护条款。香港案件中的15岁受害者、梁岗案中部分处于该年龄段的学生，其性权利保护只能依赖强制猥亵罪，而该罪名在量刑梯度、情节认定上，与强奸罪存在明显差距，难以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原则。更值得警惕的是，施害者均利用了"教师"这一特殊身份，借助师生间的天然信任实施侵害，而现有法律对"负有特殊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男性"的规制，仍存在空白地带。

　　本文标题：香港男老师猥亵男生，完善同性性侵法律，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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