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的巴蜀行纪7：蜀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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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开始招聘日本的教习，这应该是成都的教育新旧交替的界限。

　　此前也许是西洋传教士的私塾，此类尚不足以列入教育沿革史中。

　　教习的最初应聘者为武官松浦宽等四人，这四人在武备学堂开始了军事教育；其次是当年十二月受高等学堂所聘用的池永太六、和田喜八郎，东文学堂所聘用的服部操等三人，普通教育就是这三位最初引进的。

　　新学堂也不过是上述三所。

　　要说四川的新教育是由日本人所移植的也不过分，其招聘负责人是将要赴日视察的成都人、高等学堂总理胡峻氏。

　　属武备学堂招聘的人签合同需经由参谋总部，其余的都属个人间的合同，后来的招聘都按此惯例。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十一月，在成都练兵场举行运动会，城内公私各学堂都集中到这里。

　　学校数达到三十七所，学生总计为二千八百二十一人。

　　学校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四百人，最少的是十人，由于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很难确认其标准，既有十六岁读高等学堂的，也有五十二岁读高等小学的。

　　在日本如果一个已经有儿孙的老人还当小学生，那简直就是新闻的话题。

　　但在中国人之间，彼此都不觉得奇怪。

　　不管其目的是什么，他们彼此不问对方的年龄，有志学者，吾人不得不大壮其志。

　　我离开前，除上述三十七所学堂外，又成立了铁路学堂、中央师范学堂、淑行女塾以及其他两三所学堂。

　　学生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三千人。

　　学堂的种类有:高等学堂一所、中等学堂四所、小学堂十所、小学程度的公私立学堂共六所、中央师范学堂(高等师范)一所、师范讲习所三所、普通工艺学堂三所、机械局工艺学堂一所、日本留学预备学堂一所、东文学堂一所、英法文学堂一所、测绘(测量制图)学堂一所、警务学堂一所、属军事方面的除武备学堂外两所、军医学堂一所、铁路学堂一所、淑行女塾一所、体育学堂一所、满洲八旗小学堂一所、华美学堂两所。

　　教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外国人中日本人占主要部分，人数也远超过西洋人，一时使日本教习的势力骤增。

　　此时，有的学堂还请他们做兼职。

　　更甚者，有的竟以日本教习作为招牌吸引学生。

　　西洋教习，当时就我所知，有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还有四五名其他国家的人。

　　北京朝廷的方针倾向于直接引进西方文化，这也表现在留学生的录用上，在日本留学生与西洋留学生之间也分有轻重。

　　其余波，也波及到四川。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以后，突然增聘英、美教习。

　　尽管如此，不时也能看见有日本教习被招聘。

　　总之，自始至今成都，甚至四川的教育依然掌握在我们日本人手中。

　　中国人一般并不想依赖日本教习，内心只想聘西洋人。

　　但由于招聘手续麻烦，旅费、俸禄开销数额大，教授上语言的困难等，似乎不能擅行其志。

　　由于地方上有种种的不便，由其府县或者团体出钱，在成都开设学堂，有时可以吸收当地或邻属的学生。

　　嘉定府的嘉定中学堂、宁远府与雅州之宁雅学堂即属此类。

　　2

　　小学堂虽不太够，但各府县一般都有，其教员多为成都的速成师范专业毕业生。

　　然而，由具备一点学堂意识、有资格的教员担当教育者仅限于城市所在地。

　　至于穷乡僻壤，在一个古庙内由村里的夫子教授《三字经》的学堂，连我国江户时代的私塾都不如。

　　可是不愧为喜欢门面的中国人， 还挂上一块刷了白漆写了黑字的长木板牌，上面堂而皇之地写着“初等小学堂”五个大字。

　　室内张贴着考试成绩表之类的东西。

　　在首府学习的师范生分配到这样的村邑各地，可能还要等到遥远的未来。

　　中学堂、师范学堂在全省(除成都外)不过有几所。

　　最初建立的是泸州经纬学堂(后来叫川南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开学。

　　其次为永川县达用中学堂，同年六月开学。

　　虽然这些学校大都招聘日本教习，但是，在中国的第一大省中即便是有这么可数的七八个人，也不过是几颗晨星。

　　省内中等教育的普及究竟等到何时？看来遥遥无期。

　　我对地方教育虽然想多记一些，但尚未发现需要特别记的题目。

　　四川的女子教育仅有两所相当于高等小学程度的女子学校，可以作为代表了。

　　一是成都的淑行女塾，一是泸州的泸州女学堂。

　　淑行女塾是成都的有志者共同创立的，有学生三十人左右，当初高等学堂池永氏的妻子做那里的教员，后因故辞职。

　　她辞职后不久，学校就关闭了。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春，从东京招聘了加藤峰、今野八重两位女教员，学校重新开课。

　　泸州女学堂也在淑行前后招聘了一名女教师。

　　四川女子教育在上述两校初见其萌芽，如开花结果，实属万幸。

　　我就日本女子受聘为清国教习有点意见，改日再叙。

　　四川的教务与其他各省一样由提学使掌握。

　　在我侨居期间，提学使是前夔府知府方旭，同时自任学务总办，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人物。

　　教育机关杂志中有《四川学报》，这也和其他各省一样。

　　《四川学报》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刊，每月一刊，由提学使司发行。

　　主要登载的项目分为谕旨、奏议、公牍、章程、讲义、编译、论说、选报、图表以及附编等十项，其性质虽为全省的学报，而实际的内容只不过是成都一城的信息。

　　另有全川学务研究所，设于成都，即四川教育会，名为全省，但是所讨论的问题大多都不是成都各学堂的问题，更无法顾及地方了。

　　总之，四川教育只有在清朝才比较完善。

　　但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此时的四川教育尚未脱离混沌时代。

　　2

　　同样为中国人，蜀人当然也不能在共性之外。

　　然而，地势与中原相隔，自称是别有天地的山国，人民沐浴着丰富的自然给予的恩惠，一般性情温和。

　　至于附属于雅州，称之为土司的蛮族比较凶恶，应属例外，不能以普通蜀人看待。

　　蜀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是平和的。

　　我想是由于地方偏僻，交通困难，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少，而且也没有像长江沿岸、沿海各省那样发生纠葛的先例。

　　对于旅行家、探险家来说，如搜集矿苗、探查测量，只要没有做出使他们产生反抗心理的行为，恐怕不会招致他们的袭击或迫害。

　　然而，生于蜀的苏东坡却满口论及蜀人的陋习，不知苏东坡气从何来。

　　我也见到在物质上表现出的蜀人的风雅。

　　就近的成都而论，青羊宫开办的花市、“草堂人日”的参拜、四月八日锦江的放生会、祠庙园池的布置、盆景的互赠等，要发现他们的雅趣这些都非看不可。

　　革命思想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尚未听到有作为倡导者而号召天下之人。

　　广东、湖南等地方无论怎样骚动，似乎尚未特别引起蜀人之波动。

　　蜀之富饶使他们满足于现有的生活。

　　蜀人的智慧告诉他们，提倡达不到目的之革命，或者附和之，皆不为当务之急。

　　哥老会在日本人当中是作为小说之事来传播的，可是在中国却不太议论，官民都置之不理，其信徒在四川也是散居成都以及各个地方，都是一些乌合之众。

　　至于有什么野心，在思想界中也无足轻重。

　　3

　　四川的报纸，原来在重庆有一种名叫《重庆日报》，属日本人竹川氏与中国人刘某共同经营的。

　　成都虽是全省的首府，尚无任何计划，直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年初，才开始发行题为《成都日报》的日刊报纸，其规模之小，那是当然的，主编以及一两个记者在官报书局内的一角从事编辑，用该局的机器印刷，纸幅之窄小，记事之简单，恐怕为中国报纸之最。

　　然而，除了与《重庆日报》遥遥相对之外，另外没有对手。

　　因为定价月额仅一百五十文，发行后不久，成都不用说，在地方上的一些重要地区，也有了不少的订阅者。

　　在我离开时，《重庆日报》停刊了，因此，四川报纸的大名独归《成都日报》所有。

　　杂志就是前面提到的《四川学报》，另外有《四川官报》《成都启蒙通俗报》共三种，一般性的杂志一种都没有。

　　附记，《重庆日报》在四川的第一商业地发行，而且有日本人加入，篇幅大，记事丰富，《成都日报》与其不可同日而语。

　　但其以登载妨害治安报道而发泄了对四川总督的愤怒，最后被禁止发行。

　　刘某不久被捕入成都监狱，本来应判死刑，后来特减刑一等被流放到青海去了。

　　4

　　个人藏书另当别论，作为销售品的汉书，不分新旧，大抵都集中在成都。

　　当然各地方的书店也多。

　　但仅就我走访的所有书店，都是一些杂书，很多都不值得一看。

　　至于说成都，也只有在省内才值得一看。

　　若把它与武昌、苏杭、南京、广东、北京、西安等地比较，我认为就其书店的数量、书籍册数以及质量，还不能与作为中国最大省的首府之名相称，更有负于古今文学胜地这一美名。

　　书店最多的地方为学道街，如果说整条街家家都是书店也不为过，想看成都的图书必来此街，街中有一个名为“志古堂”的店，虽说店面稍小，却是成都第一古书店。

　　如想订购，所有的书全在这里可找到，其主人也有相当的文学素养，似乎笔谈也非常流畅，而且也知道书的出处，有问必答，一切了如指掌。

　　我在成都期间，有空必游此店，同这里的主人交谈作为休闲。

　　除了学道街以外，再也没有可称得上书店街的地方，各街都有几家汉籍专门书店。

　　同时在古董店旁设有卖书画碑帖的地方，也可视为书店的一部分。

　　每夜在东大街开设的夜市(夜店)的古书市中，在零书断册中有时可发现好书。

　　每年春天在城外的青羊宫有时举办香会，在此会上可游成都的许多主要书肆。

　　此外，也有所谓官营的官报书局，一般收集的汉书多属现代版，而且价格极其低廉。

　　因纸的质量，印墨不免有些粗劣。

　　成都的汉书大致集中在上述各处，其版本全属乾隆以后的版本，明版书很少见，更谈不上宋版了。

　　说是乾隆以后，乾隆版都很珍贵。

　　由此可知，在成都能鉴赏到珍本书实在不容易。

　　我在成都见到最多的为《虞道园全集》《杨升庵全集》《三苏全集》 《张南轩全集》以及《李善注文选》等，绝对看不到如《通志堂经解》 《九经解》等大部分经解类。其他一般类，大抵可以找到。

　　我在“志古堂”找到一本宋代严粲的《诗辑》。

　　众所周知，此《诗辑》与吕东莱《吕氏家塾读诗记》并称读诗家两颗珍珠，日本幕府时期在某藩有复印本。

　　现在看我得到的这本书，字里行间处处存有勾画的痕迹，无疑是日本版。

　　因而去“志古堂”询问，回答说不知是否是日本版，说是此原版为成都学政某人所藏，后带到北京竟被火烧毁。

　　今已付之一炬化为乌有，痛惜之至。

　　成都的书不值一提。

　　然而，偶尔也能碰到好书。

　　因好书难逢，所以一旦看见或听说哪里有好书，需立刻买到手，以免今后后悔莫及，但必须慢慢商定价格，若急于贪恋，必为卖主有机可乘。

　　各学堂的藏书楼中，以高等学堂的藏书楼最大。

　　然而除《图书集成》大小两部外，其余全是普通读物。

　　学堂原为尊经书院的所在地。

　　原书院的藏书全收在内，其中也没有所谓的珍籍。

　　城里某氏说有人藏书数万卷，听说不肯让人看，所以没去看。

　　现在想来，也许对待我们外国人会网开一面。

　　当时未能去试一试，甚为遗憾。

　　光绪初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为蜀生著作了《轩语》以及《四川省尊经书院记》，以鼓励学习。

　　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城中还是没有保存有好书。

　　不仅如此，如今连能证明张氏曾经提倡学习的痕迹都找不到了，不能不感到意外。

　　成都的碑帖较之书籍更为萧条。

　　所谓专售店，只有“志古堂”西邻的刘姓。

　　刘姓所售的东西全是由陕西长安带来的，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新开拓的，堪称爱不释手的极为少见。

　　至于蜀中的各种碑帖，收集得也不好。

　　除了刘姓的店铺以外，有时在装裱店、古董店可发现较好的丛帖单帖。

　　至于个人，有人也藏帖一二，亦有所闻。

　　如前面所提到的骆公祠的看守某某，就是巨匠。

　　我多次去过骆公祠，但总是得不到拜访其看守的机会。

　　客籍学堂监督名叫丁昌燕，被任命为驻藏官员。

　　赴任之前，曾有意将其所藏的宋拓王右军《圣教序》以五百两、赵文敏的《赤壁赋》以三百两让出，《成都日报》做了广告，这些算是我旅居期间出手之物的上上者。

　　5

　　蜀中的古碑，成都少，留存于地方的居多。

　　其所在地几乎遍布各地各府州县，而且又是在崇山峻岭之间，或者梵宇禅林之中，因任其日晒雨淋，还保存完整的甚少，其时代从汉代起至现代。

　　如果将这期间所立的碑通算出来，足以超过千余方。

　　然而属明代之后建立的，那就不值一提了。

　　现举出汉代后、元代前所建的，实数有二百五十种之多。

　　其中有名存实亡的、石头有缺损文字不全的、字残缺不能辨认的。

　　但蜀碑之富，决不亚于江北各省。

　　但是历来的访碑家全倾向于秦晋齐鲁等地，而将蜀碑等闲视之。

　　记蜀碑的有宋朝的王象之，著有《蜀舆地碑记目》(收录于“金华丛书”和《函海》);有清朝李调元的《蜀记补》(收录于《函海》), 无一遗漏。

　　记载有碑名、所在地，也记载有文字的概略，读本书可知其详情。

　　我在蜀碑方面没有做专门的搜集，所得只不过是《王稚子阙铭》《丞相祠碑记》《龙山公墓誌》《杜公祠之禹碑》等。

　　《龙山公墓誌》在夔府城中，《蜀舆地碑记目》及《石索》等还没有过记载。

　　此碑是咸丰时期夔府城修缮时从土中挖出来的，左下角缺损，所在地不明。

　　据说，是经过百般搜索之后才发现的。

　　其字强劲有力而古朴，六朝末而立，可见隋代的笔锋。

　　评议者认为好像是钟太傅之笔。可惜没有记载姓氏与书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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