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人偷回借给他人使用的摩托车，是否构成盗窃罪？

　　Z兄分享了一篇文章，并称“这篇文章好，所以理论和实践是差异很大的，三分法分得非常好。”

　　简单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文章以三个案例，来解说所有权人偷回借给他人使用的摩托车的行为性质（以下摘录对文章内容有大幅度的删减）：

　　案例1

　　陈某购得摩托车一辆，其友王某提出借用摩托车，陈某同意。后陈某碍于情面，一直未讨还。某晚，陈某趁王某家中无人，偷偷将摩托车推回了家。次日，王某将摩托车丢失之事告诉陈某，并提出用6000元予以赔偿，陈某欣然接受。

　　笔者认为盗窃罪适用占有说更具合理性。

　　因此，陈某的第一个行为构成盗窃罪。

　　陈某的第二个行为，也就是接受王某赔款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考虑到行为人仅侵犯了同一客体，因此在最后的定罪上，择一重罪论处即可。

　　案例2

　　刘某借与黄某一辆摩托车，约定借用期间为十天，然而到了规定的期限，黄某并没返还摩托车的意思，刘某三番五次地去向黄某要车，无果。刘某出于无奈只好在一夜将自己的摩托车“偷回”，黄某主动提出赔偿6000元，刘某接受。

　　案例2中，将刘某的无奈之举认定为犯罪是不太合理的。这种行为更符合自救模式，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非法侵犯他人占有的意思，只是出于无奈选择了一种私力救济方式。

　　对于刘某接受6000元赔款的行为，笔者认为单独构成诈骗罪。

　　案例3

　　张某因事外出借李某的一辆摩托车使用。当日晚，张某将摩托车停放在街道边去办事，恰巧被李某路过看见，李某便产生偷回自己摩托车再去向张某“索要赔偿”的念头，李某即用随身携带的另一把钥匙将摩托车骑回家里藏匿。时隔几日后，李某找张某要车，张某无奈之际给付李某价款3000元。

　　案例3中，李某在偷盗之前就谋划好要通过盗窃自己的摩托车后索赔，并实施了该行为，该欺骗行为使得张某产生了错误认识，认为车已被盗，进而给李某赔偿了6000元，即李某骗取了张某6000元赔款。其中，李某秘密窃得摩托车且未将实情告知张某，是使张某陷入丢失车辆认识错误的一个手段。因此，李某偷出摩托车再索赔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简单评析：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分析得太凌乱了。

　　借用，无论到期还是未到期，借用人在标的物上都没有可对抗出借人的权利。出借人偷回标的物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应认定为单纯的民事违约行为。（借用跟租赁、质押存在明显的区别，承租人、质押权人在标的物上的权利是可以对抗所有权人的）。出借人偷回其摩托车的前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之后隐瞒偷回摩托车的事实而接受对方赔偿的，应单独认定为诈骗罪。

　　采取“单纯占有说”，如文章对案例1的解说，则势必会出现所有权人从小偷处偷回其物的，也可构成盗窃罪；如文章对案例2的解说，以自救行为来排除所有权人从无权占有人处偷回其物的违法性，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符合自救行为的紧迫性条件。因此，这种偷回行为是根本就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而不是具有违法阻却事由。

　　很显然，单纯占有说在理论与实务中难以立足。比较而言，我觉得“可对抗的占有说”更具合理性，而且，该占有须体现一种财产权利（财产秩序）。因此：

　　（3）所有权人从执法、司法机关偷回其被扣押之物的，不构成盗窃罪。这是因为，相对于所有权人而言，执法、司法机关对财物的扣押不体现财产权利（财产秩序）；其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比如非法处置罪），则以他罪论处；

　　（4）盗窃者对其赃物的占有，或者贩毒者对其毒品的占有，可对抗其他不特定之人；他人以非法占有目的偷取的，可构成盗窃罪。

　　由此可见，在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这个问题上，我既不支持传统刑法学的“所有权说”（“所有权说”过于狭隘，对财产权利、财产秩序的保护力度太弱，除非效仿德国增设取回质押物罪），也不赞同“单纯的占有说”（“单纯的占有说”过于扩大盗窃罪的保护范围，有将财产罪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犯罪来对待的倾向），而是采取一种比较折中的路径。“可对抗的占有说”在盗窃犯对盗赃物的占有、贩毒者对毒品的占有等场合，类似于“单纯的占有说”；其他场合，更近似于“本权说”，而这个本权，指的则是“物上之权”。

　　本文标题：所有权人偷回借给他人使用的摩托车，是否构成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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