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看我背的包比她的贵，让我立刻换掉，我没吭声拎着塑料袋上班

那个三万八的包

　　周一早上八点十分，我踩着点走进市发改局办公大楼。深灰色西装裙，白色衬衫，头发一丝不苟地扎在脑后，手里拎着那只托朋友从意大利人肉背回来的Fendi Peekaboo。雾霾蓝，中号，荔枝皮，金属搭扣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泽。

　　电梯口已经聚了几个人，都是局里的同事。行政科的小赵先看到我，眼睛一亮：“林姐，新包啊？真好看！”

　　我笑笑：“朋友带的，说是打折。”

　　“这牌子打折也得两三万吧？”财务处的王姐凑过来，伸手摸了摸皮质，“啧啧，这手感，正品就是不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王姐是局里有名的“包打听”，什么事到她那儿都瞒不住。我正想岔开话题，电梯门开了。人群涌进去，我站在最里面，把包往身后挪了挪。

　　电梯在五楼停下，我跟着人流走出去。走廊尽头的副局长办公室门开着，陈局已经到了。她今年四十八岁，副局长主持工作已经三年，就等着老局长退休转正。局里人都知道，这段时间在她面前要格外小心。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我们科的办公室。科长李姐正在泡茶，看到我也是一愣：“小林，这包……”

　　“朋友送的生日礼物。”我抢先解释，把包放在自己工位旁边的柜子上。

　　“得三四万吧？”李姐压低声音，“你背着来上班，陈局看见了不好。”

　　我点点头，心里那点因为新包带来的好心情已经消散大半。李姐说得对，我太欠考虑了。可这包是男朋友周浩送的订婚礼物，他说我背了五年的帆布包该换了，说我马上三十岁，该有点像样的东西。我当时被他的心意感动，没多想就背了出来。

　　九点整，科里开晨会。我拿着笔记本走进小会议室，把包放在脚边。陈局踩着点进来，一身藏蓝色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那只她背了两年的Coach。局里人都知道，陈局讲究“低调务实”，最讨厌下属比她高调。

　　会议进行到一半，我起身去接水。走过陈局身边时，她突然开口：“林珂，你等会儿。”

　　我停下脚步。

　　陈局的目光落在我脚边的包上，停留的时间比正常要长两秒。然后她抬起眼，看着我，语气平淡：“这包挺好看。”

　　“谢谢陈局。”我尽量让声音自然。

　　“不便宜吧？”

　　“……朋友送的。”

　　陈局笑了笑，那笑容没到眼睛里：“朋友挺大方。不过小林啊，咱们是政府机关，要注意影响。你一个科员，背着三四万的包上班，让来办事的老百姓看了怎么想？”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看笔记本，但耳朵都竖着。

　　我的脸一下子烧起来，手心开始冒汗。

　　陈局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语气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像针：“明天开始，换个朴素点的。咱们机关干部，要艰苦朴素，这是原则问题。”

　　“……是，陈局。”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而微弱。

　　“好了，继续开会。”陈局移开目光，仿佛刚才只是说了句“今天天气不错”。

　　我坐回座位，脚边的包突然变得无比刺眼。雾霾蓝的皮质在会议室的白炽灯下，泛着一种近乎嘲讽的光泽。三四万，我三个月工资，是我老家父母一年种地的收入。陈局说得对，我一个科员，凭什么背这么贵的包？

　　晨会接下来的内容，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陈局的话，还有同事们躲闪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林珂飘了，林珂不懂事，林珂要倒霉了。

　　散会后，我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李姐在门口等我，拍拍我的肩膀：“别往心里去，陈局就那样。明天换个包就是了。”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一整天，我都魂不守舍。文件打错字，电话接错线，报上去的数据漏了一项。下班前，李姐把我叫到一边：“小林，你今天状态不对啊。陈局就是说了一句，不至于。”

　　“李姐，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忍不住问。

　　李姐叹了口气：“错不错，要看在谁眼里。在陈局眼里，你就是错了。咱们这种单位，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为什么。”

　　“可那是我男朋友送的订婚礼物……”我声音有些哽咽。

　　“那就更不该背出来了。”李姐摇头，“小林，你工作五年了，该懂事了。机关里，做人比做事重要。陈局明年肯定转正，你这时候触她霉头，不值得。”

　　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商场。在无印良品买了一个最简单的米白色帆布手提袋，四十八块钱。我把Fendi小心翼翼地装进去，提着两个袋子走出商场时，突然很想哭。

　　周浩打电话来：“晚上想吃什么？我订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日料，庆祝你背新包上班第一天。”

　　“周浩，”我站在街边，看着车来车往，“我把包换掉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为什么？不喜欢吗？”

　　“不是。”我把今天早上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周浩听完，声音里带上了怒气：“她有病吧？你花自己钱背什么包，关她什么事？不对，那包是我送的，花的是我的钱！她管天管地还管人背什么包？”

　　“她是领导。”

　　“领导怎么了？领导就能干涉下属私生活？”周浩越说越气，“你别听她的，明天继续背！我倒要看看她能把你怎么样！”

　　“周浩，”我打断他，“我在机关工作，你不懂。”

　　“我是不懂！我不懂为什么你一个月挣六千块钱，还要受这种气！我不懂为什么背个包都要看领导脸色！珂珂，辞职吧，来我们公司，我帮你安排，工资至少是现在的三倍。”

　　这样的话，周浩说过很多次。他在一家外企做市场总监，年薪百万，觉得我的工作“没有前途，尽是委屈”。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守着这份工资微薄、上升空间有限、还要处处小心的工作。

　　“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说，虽然此刻这句话说出来，自己都觉得无力。

　　“喜欢？喜欢被人当众羞辱？喜欢连背什么包都要被管？”周浩深吸一口气，“算了，不说了。晚上还吃饭吗？”

　　“吃，我饿了。”

　　那顿日料吃得很沉默。周浩一直在看手机，我盯着盘子里的刺身，脑子里全是陈局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回家路上，周浩突然说：“我把下个月的婚礼推迟吧。”

　　我猛地转头看他。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连忙解释，“我是说，你现在状态不好，我们缓一缓。等你在单位的事处理好了，再安心结婚。”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很陌生。五年恋爱，我以为他懂我，懂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情，懂我在机关里一点一点建立起的一切。但现在我发现，他不懂，他从来没懂过。

　　“周浩，”我轻声说，“如果我一辈子都在机关，一辈子挣六千块钱，一辈子要看领导脸色，你还会娶我吗？”

　　“你这是什么话？”周浩皱眉，“我当然会娶你。但我不希望你过得不开心。珂珂，人生有很多选择，你为什么非要选最憋屈的那条路？”

　　我没再说话。有些鸿沟，不是靠爱就能跨越的。

　　那天晚上，我把Fendi包仔细擦干净，放进防尘袋，收进衣柜最深处。看着那个漂亮的雾霾蓝盒子，我突然想起买它的时候。在米兰的专卖店，周浩刷卡时眼睛都没眨，说“我老婆值得最好的”。我当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现在，这个“最好的”被我藏在衣柜里，像见不得光的秘密。

　　第二天，我背着那个四十八块钱的帆布袋上班。进电梯时遇到陈局，她看了一眼我的包，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但那眼神，我读懂了——算你识相。

　　一整天，我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一丝不苟地处理文件，对每个人都客气有礼。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科里的同事跟我说话时，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去其他科室办事，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我在机关五年，小心经营的形象，因为一个包，出现了一道裂缝。

　　午休时，我在楼梯间遇到行政科的小赵。她左右看看没人，凑过来小声说：“林姐，你知道陈局为什么那么在意你的包吗？”

　　我摇头。

　　“上周五，陈局去省里开会，看到财政厅的一个处长背了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包。她回来就跟我们科长说，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一个包三四万，顶得上贫困户一年的低保金。”小赵压低声音，“她还特意查了价格，三万八千五。林姐，你撞枪口上了。”

　　原来如此。不是我的包太招摇，是我的包让她想起了自己在上级面前的卑微。那点无法言说的嫉妒和难堪，转化成了对我的敲打。

　　“谢谢。”我对小赵说。

　　“客气啥。”小赵拍拍我，“林姐，其实咱们科里好多人羡慕你。男朋友有钱，对你还好。但这话不能说，说了就是‘拜金’，就是‘浮躁’。机关里就这样，你得比领导穷，比领导土，领导才觉得你踏实可靠。”

　　我苦笑。踏实可靠，这四个字像紧箍咒，套在所有机关年轻人的头上。

　　下午，李姐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陈局上午找我谈话了。”李姐开门见山，“问你的情况，家庭背景，男朋友是做什么的。我按你入职时填的表说了，父母是农民，男朋友在外企工作。但她好像不太信。”

　　“为什么不相信？”

　　“她说，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找个月薪一万的男朋友，能舍得买三四万的包？要么是男朋友不是普通职员，要么……”李姐顿了顿，“要么是来路不正的钱。”

　　我气得浑身发抖：“她这是污蔑！”

　　“小声点！”李姐示意我冷静，“小林，我知道你委屈。但陈局这个人，疑心重。她明年要转正，这个节骨眼上，最怕手下人出问题。你的包刺激到她了，她现在盯上你了。”

　　“那我怎么办？”

　　“夹着尾巴做人。”李姐说得直白，“未来半年，别穿新衣服，别背好包，别开车上班——对了，你上个月是不是买了辆高尔夫？别开了，坐地铁。手机也别用最新的，用你那个旧iPhone。总之，怎么朴素怎么来，怎么艰苦怎么来。等陈局转正了，她心思就不在你这儿了。”

　　我听着，只觉得荒谬。这是二十一世纪吗？我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却要因为领导的好恶，过得像个罪人。

　　“如果我不呢？”我问。

　　李姐看着我，眼神复杂：“小林，你工作能力强，是咱们科的业务骨干。但机关里，能力强不如跟对人，跟对人不如不惹人。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别因为一时意气，毁了自己。”

　　“可这是我的私生活……”

　　“在机关，没有私生活。”李姐打断我，“你的包，你的车，你男朋友的收入，你父母的职业，都是组织要了解的‘情况’。陈局只是用她的方式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的身份。一个农村出身，靠助学贷款读完大学，考上公务员，在城里立足的普通人。我应该感恩戴德，应该谨小慎微，应该永远记住自己“来之不易”的一切。我不该背名牌包，不该开十多万的车，不该找高薪的男朋友，因为那会让我“忘本”，会让我“飘”。

　　多么熟悉的逻辑。和我老家那些亲戚说的一模一样：“珂珂啊，当了公务员要好好干，别学城里人那些坏毛病。”“找对象要找个老实本分的，有钱人不靠谱。”“你是农村出来的，要知足。”

　　我曾经以为，我考上公务员，留在这座城市，就能摆脱那些声音。现在才发现，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

　　下班回家，周浩在等我。他做了我爱吃的糖醋排骨，桌上还摆着一束花。

　　“昨天是我不对。”他抱住我，“我不该跟你生气。你不辞职，不换工作，我也爱你。包不背就不背，咱们收着，等结婚的时候当婚包。”

　　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问：“周浩，如果我一直这样，一辈子在机关，挣不了大钱，还要处处小心，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怎么会！”周浩急了，“我爱你，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工资。我只是……只是心疼你。”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我告诉他机关里的生存法则，告诉他陈局的那套逻辑，告诉他我的迷茫和委屈。周浩安静地听着，最后说：“我明白了。以后我不会再劝你辞职。但你要答应我，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受不了了，一定要告诉我。我们家，永远是你的退路。”

　　“家”这个字，让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五年了，我在这座城市拼命奔跑，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这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真正的配得上，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敢于失去多少。

　　从那天起，我真的开始“夹着尾巴做人”。背帆布袋，穿淘宝买的衣服，坐地铁上班，用旧手机。我把高尔夫停在小区最偏僻的角落，盖上防尘罩。周浩送我的首饰，我一件都没戴过。

　　陈局对我的态度明显缓和了。晨会上偶尔会点我名，让我发言；有重要的文件，会让我参与起草；去省里开会，有时会带上我。科里的同事看我的眼神，也从怜悯变成了“这姑娘开窍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晚上回到家，从帆布袋里拿出那个Fendi的防尘袋，看着里面一次都没背出门的包，心里是什么滋味。它像个隐喻，代表着我在这座城市获得的一切——看似光鲜，实则必须藏匿。

　　一个月后，局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省里突然下来审计组，要查近三年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陈局负责的好几个重点项目都在审计范围内，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开会到深夜。

　　我们科也被抽调人手协助审计。李姐把我叫去：“小林，你文笔好，做事细，陈局点名要你进材料组。这是苦差事，但也是机会。好好表现。”

　　我明白李姐的意思。如果这次能帮陈局过关，我就是“有功之臣”，之前的芥蒂可以一笔勾销。

　　材料组的办公室设在局里的小会议室，五个人，负责整理、核对、装订三年的项目资料。工作量巨大，我们连续加班一周，每天干到晚上十点。陈局每晚都会来看进度，每次来，都会给我带杯咖啡。

　　“小林，辛苦。”她会这么说，然后坐在旁边，看我整理那些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数据。

　　第八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份五百万元的项目资金拨付凭证，附件里有一张发票复印件，开票单位是“市建筑工程公司”，但我在省工商系统里查不到这家企业的注册信息。更奇怪的是，这笔钱的收款方是另一家公司，“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材料组组长，也就是局办公室主任。他看了一眼，皱眉：“你看错了吧？这都是三年前的资料了，当时可能系统没联网。”

　　“但我查了，确实没有这家公司。”我坚持。

　　主任盯着我看了几秒，压低声音：“小林，审计组是来查程序的，不是来查实体的。程序没问题就行了，你别节外生枝。”

　　“可是……”

　　“没有可是。”主任打断我，“这份材料明天就要交，你把它整理好，装订进去，其他的别管。”

　　我还想说什么，主任已经转身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突然明白了——他知道有问题，但他选择视而不见。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反复出现那张发票，那个不存在的公司，还有陈局每晚送咖啡时温和的笑容。如果这笔钱有问题，陈局知道吗？如果她知道，那我是在帮她掩盖问题吗？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打开电脑，重新核对那份凭证。一笔一笔地查，一张一张地对。天快亮时，我发现不只是那一笔，同一时期的另外三笔拨款，加起来一千两百万，都有类似的问题——发票单位查无此企，收款方都是“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新城建设。我搜索这家公司，法人代表叫王新民。再搜这个名字，跳出来一条旧闻：五年前，王新民因行贿罪被判刑三年，行贿对象是时任市建设局副局长陈玉华。

　　陈玉华，陈局的妹妹。

　　我的手开始发抖。这不是简单的程序瑕疵，这是涉嫌贪污。金额巨大，时间跨度长，而且陈局很可能知情甚至参与。

　　早上七点，我带着整理好的材料去了李姐家。她住在单位家属院，我敲开门时，她刚起床。

　　“这么早，出什么事了？”李姐看到我苍白的脸，赶紧让我进屋。

　　我把发现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李姐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我说完，她沉默了很久。

　　“材料带了吗？”

　　我递过去。李姐一页页翻看，手指微微颤抖。看完最后一页，她长长叹了口气。

　　“小林，你捅马蜂窝了。”

　　“我知道。”我声音干涩，“李姐，我该怎么办？”

　　李姐看着我，眼神里有挣扎，有犹豫，最后变成一种决绝：“你有两个选择。第一，当什么都没发现，把材料交上去。审计组不一定能查出来，就算查出来，你可以推说是疏忽。第二，把材料直接交给审计组组长，实名举报。”

　　“实名举报？”我浑身一冷。

　　“对，实名。匿名举报，审计组可能压下来。只有实名，他们才必须查。”李姐顿了顿，“但你要想清楚，一旦举报，就等于和陈局彻底撕破脸。她明年转正，在市里省里都有人。就算最后查实了，你也很难在体制内待下去了。”

　　“那如果我不举报，这些钱……”

　　“可能永远石沉大海。”李姐苦笑，“小林，我工作二十年，见过太多这种事。有的人选择了举报，身败名裂。有的人选择了沉默，步步高升。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我坐在李姐家的沙发上，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这座城市刚刚苏醒，上班族们开始涌向地铁站，小贩推着早餐车出摊，保洁员在清扫街道。一切都是那么平常，那么有序。

　　而在这些平静的表象下，是暗流涌动。一张不存在的发票，一个贪污犯开的公司，一个副局长可能参与的贪污。一千两百万，能建多少希望小学？能资助多少贫困学生？能让我老家的父母种多少年地？

　　我想起父亲送我上大学时说的话：“珂珂，到了城里，好好读书，将来当个清官，给老百姓做点实事。”

　　清官。多古老的词。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还有人相信清官吗？

　　“李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我举报。”

　　李姐深深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陪你。”

　　上午八点半，我和李姐走进审计组办公室。组长姓郑，五十多岁，面容严肃。我们说明来意，递上材料。郑组长一页页翻看，脸色越来越沉。

　　“这些材料，还有谁知道？”他问。

　　“就我们两个，还有我们主任。但他让我不要声张。”我说。

　　郑组长合上文件夹，看着我们：“举报要实名，你们确定吗？”

　　“确定。”我和李姐同时说。

　　“好。”郑组长站起身，“材料留在我这儿，你们先回去，正常上班，不要打草惊蛇。这件事，我来处理。”

　　走出审计组办公室，我腿都在发软。李姐扶住我，低声说：“现在没有回头路了。”

　　“我知道。”

　　那天上班，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我能感觉到，陈局看我的眼神多了审视。中午在食堂，她端着盘子坐到我旁边。

　　“小林，最近辛苦了。审计结束，我给你请功。”

　　“谢谢陈局，应该的。”我低着头吃饭。

　　“对了，”陈局状似随意地问，“昨天晚上，材料都整理完了？”

　　“整理完了，今天一早交给主任了。”

　　“哦。”陈局顿了顿，“我听说，你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心里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就是些程序上的小瑕疵，都按主任的要求处理了。”

　　陈局盯着我看了几秒，笑了：“那就好。年轻人，好好干，前途无量。”

　　她起身离开。我看着她挺直的背影，突然觉得一阵悲凉。这个在台上大谈廉洁奉公的女人，这个因为一个包就敲打我的领导，此刻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庆幸我“识相”，还是在盘算如何封我的口？

　　下午三点，审计组突然通知，要求陈局和办公室主任去谈话。整个局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陈局从审计组办公室出来时，脸色铁青。她径直走进自己办公室，重重关上门。

　　然后，我的手机响了。是郑组长。

　　“小林，你和李科长现在来一下审计组，带上你们手头所有原始材料。”

　　我和李姐对视一眼，知道关键时刻到了。

　　审计组办公室里，除了郑组长，还有两个穿便装的中年男人。郑组长介绍：“这是省纪委的同志。”

　　我的心脏狂跳。省纪委都来了，说明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

　　我们把所有材料摊在桌上，一点一点解释。省纪委的同志问得很细，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每一个疑点，每一处矛盾。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天都黑了。

　　“谢谢你们的配合。”省纪委的同志和我们握手，“这件事我们会一查到底。在这期间，请保密，注意安全。”

　　“我们会的。”我说。

　　走出办公楼，夜色已深。李姐突然说：“小林，我请你吃饭。”

　　我们在单位附近的小馆子点了几个菜。等菜的时候，李姐看着我，突然笑了：“知道吗，二十年前，我刚进机关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我惊讶地看着她。

　　“当时我的科长，挪用公款炒股，亏了十几万。我发现了，犹豫了很久，最后选择了沉默。”李姐喝了口茶，眼神飘远，“后来他升了处长，我成了他的心腹。他帮我解决编制，帮我丈夫调动工作，帮我孩子上好学校。我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每次在台上讲廉政党课，每次看到那些因为贪污落马的干部新闻，我都会想起那十几万。那是我心里的一根刺，拔不掉，忘不了。”

　　“那您为什么这次选择帮我？”我问。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李姐微笑，“那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秤，相信对错分明的自己。小林，我不想让你变成我，二十年后，对着另一个年轻人，讲同样的遗憾。”

　　菜上来了，热气腾腾。我们安静地吃饭，谁都没再说话。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从今天起不一样了。

　　接下来的一周，局里风声鹤唳。陈局和办公室主任连续被叫去谈话，省纪委的人进进出出。虽然消息被严密封锁，但纸包不住火，各种小道消息在机关里流传。有人说陈局要进去了，有人说只是例行谈话，有人说背后牵扯到市里的大领导。

　　周五下午，消息终于落地。省纪委官网发布消息：市发改局副局长陈某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一时间，办公室主任也被带走。

　　全局震惊。虽然早有预感，但当消息真的公布时，还是引发了地震。陈局的办公室被封，电脑、文件全部被搬走。局里召开紧急会议，由另一位副局长临时主持工作。

　　散会后，我被新任临时主持工作的张局叫到办公室。

　　“小林，坐。”张局给我倒了杯水，“这次的事，我听说了。你做得对，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是咱们机关干部应有的品质。”

　　“谢谢张局。”

　　“不过，”张局话锋一转，“机关里人际关系复杂，你这次得罪了不少人。陈局虽然倒了，但她在市里省里都有人。接下来的日子，你可能会有压力。”

　　“我明白。”

　　“明白就好。”张局点头，“你的工作能力，局里是认可的。经研究决定，暂时由你代理你们科的副科长，主持工作。好好干，等过了这阵，该转正转正，该提拔提拔。”

　　我愣住了。副科长？主持工作？

　　“怎么，不愿意？”张局笑问。

　　“不，不是。”我连忙说，“只是……太突然了。”

　　“不突然。”张局意味深长地说，“机关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原则，有底线，敢担当。小林，好好干，别让那些歪风邪气，寒了正直人的心。”

　　走出张局办公室，我还有些恍惚。一个月前，我因为一个包被当众敲打。一个月后，我成了代理副科长。命运这东西，真是难以预料。

　　下班回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浩。他先是惊讶，然后是担心：“这是好事，但也把你架在火上了。陈局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知道。”我说，“但我不怕。”

　　周浩看着我，突然笑了：“珂珂，你变了。”

　　“变了吗？”

　　“变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脸，“以前你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出错。现在，你眼睛里有一种光，一种……怎么说呢，坚定的光。”

　　我靠在他怀里，轻声说：“周浩，我想把那个Fendi背出来。”

　　“现在？”

　　“嗯，明天就背。”

　　周浩沉默了一下，说：“好，明天我送你上班。”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得体的西装裙，化上淡妆，背上那个雾霾蓝的Peekaboo。镜子里的女人，三十岁，眼神清亮，背脊挺直。她不再是谁都可以敲打的小科员，她是主持一科工作的代理副科长，是敢实名举报腐败的公务员，是一个配得上这个包，也配得上这份工作的女人。

　　周浩开车送我上班。到单位门口时，他拉住我：“不管发生什么，记得我在你身后。”

　　“嗯。”我点头，拎着包下车。

　　走进办公楼，每一步都走得很稳。电梯里遇到同事，他们看到我的包，眼神复杂，但没人敢说什么。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林珂又背这个包了，她现在有底气了。

　　是啊，我有底气了。这底气不是来自这个三万八的包，不是来自代理副科长的职位，而是来自那个敢对腐败说“不”的自己，来自那个在原则面前没有退缩的自己。

　　晨会上，张局看到了我的包，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那眼神，我读懂了——你配得上。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遇到了小赵。她冲我竖起大拇指，无声地说：“林姐，牛。”

　　我笑了，继续往前走。前方还有很多挑战，陈局的余党可能会反扑，科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和省纪委的配合还要继续。但我不怕了。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领导的喜好更重要，比晋升的机会更珍贵。那就是心里的那杆秤，那点不灭的光。

　　走进办公室，我把那个雾霾蓝的包放在办公桌旁。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金属搭扣闪闪发光。这一次，我不再藏起它。它就在那里，堂堂正正，像我一样。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所有涉及的人物名称、地域信息均为虚构设定，切勿与现实情况混淆；素材中部分图片取自网络，仅用于辅助内容呈现，特此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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