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将92000年终奖给公公，出差后打65通电话却不知我没打算回来

　　手机在会议桌上震第七次时，我按了静音。屏幕亮着，江辰的名字在上面跳。八万六，这次是八万六。昨天他告诉我，爸的老战友儿子结婚，礼金要厚重些。

　　我叫许清源，三十二岁，在翰宸资本做风控。江屿是我丈夫，在建筑设计院，人人都夸他温良孝顺。我们结婚四年，他的年终奖从没进过我们家账户——第一年给了公公做心脏支架，第二年变成小姑子的欧洲游，第三年是老家祠堂翻新。每回他都这样对我说：“清源，就这一次。”

　　会议室玻璃墙外是城市的黄昏，铅灰色的云压着楼群。我翻开外派申请表，西南区项目部，期限栏空着。助理小唐探头进来：“许姐，江先生电话又来了，说很急。”

　　“说我在开会。”我的声音平稳，笔尖落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迹比平时重三分。

　　我和江屿是相亲认识的。介绍人说，江家是书香门第，江屿脾气温和，适合我这样性子硬的人。我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十六岁后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争。第一次去江家，公公江振业坐在藤椅里看报，从老花镜上方瞟我一眼：“小许家里，是不是不太完整？”

　　婆婆周蕴华端来水果，笑着打圆场：“这孩子实诚，工作也好。”那时我以为，实诚是夸奖。

　　婚礼上，江屿当着所有宾客给我戴戒指，手有些抖。司仪让他说点什么，他憋红了脸，最后说：“我会对清源好。”台下掌声里，我看见公公微微点头，像是验收合格。

　　婚后第一个春节，江屿把三万块年终奖装进红封，递给公公。公公捏了捏厚度，笑了：“还是阿屿懂事。”那晚江屿抱着我说：“爸高兴，家里就太平。清源，你委屈一下。”

　　委屈这个词，像一粒沙掉进鞋里。起初只是硌，久了就磨出血。

　　第二年奖金五万二。小姑子江雨柠从英国打来电话，说看中一条项链，同学都有。电话漏音，我听见公公在那边说：“让你哥想想办法。”第二天钱就汇走了。我说江雨柠才大一，江屿看着我说：“柠柠从小体弱，在外不容易。”

　　第三年，老家传来消息，祠堂梁柱被虫蛀了。全族开会，公公这一支要出六万。江屿那年的奖金是七万八。我把购房合同样本摊在桌上，他沉默地抽完三支烟，最后说：“祠堂是根，不能忘本。”

　　于是我们的根，一直扎在出租屋里。房东上个月贴了通知，儿子要婚房，年底收回。我怀孕就是在那个月查出来的，四十二天，妊娠反应剧烈，在卫生间吐得直不起腰。江屿拍着我的背，声音里有种如释重负的喜悦：“这下爸妈该同意了，孩子总不能生在出租屋。”

　　我抬起湿漉漉的脸看他：“所以要有孩子，他们才觉得我们配有个房子？”

　　他眼神躲闪了一下。

　　孩子没留住。第九周自然流产，医生说不必深究原因。从医院回家那天，公公婆婆来了，提了一袋苹果。婆婆拉着我的手：“养好身子，以后还有机会。”公公对江屿说：“你赵伯伯的孙子满月，礼金要八百，你明天送去。”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袋苹果，塑料袋上映出我变形的脸。那一刻我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排在祠堂、礼数、人情、妹妹的项链之后。甚至排在了一袋苹果之后。

　　从那天起，我开始准备。风控的职业本能让我习惯评估风险、准备预案。我开了独立账户，把项目提成、年终分红一点点转进去。我研究翰宸所有外派项目，西南区新设分部，条件艰苦，没人愿去，正好。

　　今年年初，公公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要做理疗。江屿私下问我：“爸那个理疗仪，两万四，你看……”

　　我说：“我们的存款，还差五万首付。”

　　他沉默了。后来理疗仪还是买了，用的是我们攒的买房钱。他说：“爸疼得整夜睡不着。”

　　我什么都没说。那天夜里我起身，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楼下夜宵摊的灯还亮着，炒饭的香气飘上来，带着人间烟火的热闹。而我站在这里，手脚冰凉。

　　今天上午，江屿把银行卡放在玄关柜上。他说：“爸的老战友，以前帮过忙，儿子结婚，八万六是个吉利数。”他顿了顿，补充道：“就这一次。”

　　我看着他。三十四岁的男人，眼角有了细纹，头发梳得整齐，白衬衫领子挺括。他还是很好看，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只是那时他眼里有光，现在只有疲惫，和一种认命般的平静。

　　“好。”我说。

　　他显然没料到这个回答，愣了一下，随即松了口气，过来想抱我。我转身去拿行李箱。

　　“你要出差？”他问。

　　“嗯，临时项目。”

　　“去多久？”

　　“看进展。”

　　我拖着箱子经过玄关时，那张卡还在柜子上，金色的卡面在晨光里很刺眼。江屿追到门口：“清源，你是不是不高兴？爸那边实在是……”

　　我按下电梯按钮，金属门映出我们两人。一前一后，像两个陌生人。

　　“江屿，”我看着镜面里的他，“这些年，你有没有一次，把我放在第一位？”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没回头。门缓缓合上时，我看见他站在原地，嘴微微张着，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声音。

　　去机场的路上，我打开邮箱，外派批准函已经在了。期限：长期。西南区负责人陆怀远附了简短留言：“清源，这边条件苦，但你来了，我放心。”

　　我关了手机。飞机起飞时，我靠窗坐着，看地面上的城市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张发光的棋盘。江屿此刻应该在打电话，给公公交代钱的事，或者劝慰婆婆别多想。他大概以为，这次和以前一样，我闹几天脾气，最后还是会回来，继续擦那张永远擦不干净的餐桌。

　　他不知道，我的行李箱夹层里，除了换洗衣物，还有一份离婚协议草案。也不知道，我卡里那个独立账户上的数字，已经够在西南区付个小公寓的首付。

　　飞机穿过云层，颠簸了一下。空姐提醒系好安全带。我闭上眼，想起很久以前，母亲改嫁前夜对我说的话：“清源，女人这一生，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那时我十六岁，在昏暗的灯下点头。二十六岁遇到江屿时，我以为找到了山。三十二岁的今天，我在万里高空，终于承认，山从来不在别人那里。

　　山得是自己。

　　飞机降落在云澜市时，天正下着细雨。西南区的潮湿扑面而来，粘在皮肤上，像一层揭不掉的薄膜。项目组派来的车等在出口，司机是个黝黑的中年男人，接过我的行李箱时咧嘴笑：“许经理吧？陆总让我来接您。”

　　去驻地的路上，我摇下车窗。空气里有植物腐烂的甜腥味，混合着远处工地扬尘的土腥。街道两旁是半新不旧的楼房，晾衣杆从窗口伸出来，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雨里滴着水。和江屿生活的那个整洁有序的北方城市完全不同。

　　手机在包里震动。第八次。我掏出来看，屏幕上是江屿的名字，下面还有婆婆的两条短信：“清源，到地方了吗？”“阿屿说你生气了，妈替他给你赔个不是。”

　　我没回复，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窗外的雨更密了。

　　驻地是临时租用的商住楼，三层，一楼办公，二三楼住人。我的房间在二楼尽头，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壁上有上一任租客留下的贴画痕迹，撕得不干净，像块褪色的疤。

　　陆怀远在会议室等我。他四十出头，头发剃得很短，穿一件灰扑扑的工装夹克，不像翰宸的高管，倒像包工头。我们之前通过几次视频会议，这是第一次见真人。

　　“条件艰苦，”他开门见山，递给我一摞资料，“项目比想象中复杂。本地三家开发商都想吃下这块地，我们得在两个月内完成尽调报告。”

　　我翻开资料。云澜新区的规划图铺开，红线蓝线交错如血管。这是翰宸进军西南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做好了，我有望晋升总监；做砸了，大概就得一直待在这潮湿的南方。

　　“团队有几个人？”我问。

　　“连你五个。三个本地招聘的，一个总部派来的小伙子，昨天刚到，水土不服在拉肚子。”陆怀远点了根烟，看了看我，又掐了，“你不介意吧？”

　　“您随意。”

　　他笑了一下，烟雾从鼻孔里缓缓飘出来：“许清源，我知道你为什么来。风控部那边传了些话。”他顿了顿，“但在这里，只看能不能干活。你能干，我就给你舞台；不能，明天就买机票送你回去。”

　　“我能干。”我说。

　　他点点头，把烟按灭在一次性纸杯里：“行。明天开始，上午跑现场，下午对数据，晚上写报告。周末无休，有问题吗？”

　　“没有。”

　　回到房间已是晚上九点。打开手机，未接来电23个。江屿的，婆婆的，还有两个陌生号码。微信有十几条未读消息，最新一条是江屿十分钟前发的：“清源，接电话，我们好好谈谈。”

　　我点了删除。点开朋友圈，刷新出来的第一条是江雨柠的动态。九宫格照片，背景是奢侈品店，她举着个新包对着镜子自拍，配文：“谢谢大哥送的入职礼物！爱您！”定位在巴黎。

　　下面有共同好友评论：“雨柠去LVMH了？厉害呀！”她回复：“嘻嘻，大哥疼我。”

　　我盯着那个包，如果没记错，官网价四万三。算算时间，江屿给我打电话那会儿，正是巴黎的下午。所以八万六的礼金之外，还有四万三的包。

　　胃里突然一阵翻搅。我冲进卫生间，干呕了几声，什么也没吐出来。抬起头看镜子，脸色苍白，眼底有血丝。我打开水龙头，掬了把冷水泼在脸上。

　　第二天开始跑现场。云澜新区还是一片黄土，推土机像笨拙的甲虫在地面爬行，扬起漫天灰尘。本地同事老陈给我递了个口罩：“许经理，这里灰大。”

　　老陈四十多岁，在云澜做了十几年地产评估，脸上有被太阳长期灼烧的痕迹。他带着我走边界线，指着一片鱼塘说：“这家最难缠，开口要三倍补偿款。儿子在省里当个小官，硬气得很。”

　　“有合法手续吗？”我问。

　　“有是有，”老陈压低声音，“但我听村里人说，当初承包合同有问题。老爷子前年走了，现在这儿子接班，想借拆迁捞最后一笔。”

　　我记下鱼塘的位置。中午在工地吃盒饭，老陈蹲在水泥管上，边吃边说：“许经理，您不像本地人。怎么愿意来这苦地方？”

　　“工作需要。”我说。

　　“也是。”老陈扒了口饭，“不过我看您做事认真，跟以前来镀金的那些领导不一样。这项目要是真做成了，云澜能变个样。”

　　下午回办公室整理资料。总部派来的小伙子叫周谨，二十五岁，拉了两天肚子，脸色还是蜡黄，但坚持来上班。他抱着一摞土地档案过来：“许姐，这些原始档案扫描完了，但有些页码对不上。”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核对。缺失的是三年前的一次边界调整记录。周谨皱眉：“不应该啊，国土局那边的存档是完整的。”

　　“谁负责扫描的？”我问。

　　“之前外包的公司，两个月前做的。”周谨翻了翻交接记录，“当时项目还没正式启动，就是例行归档。”

　　我让他把扫描件和纸质档案再对一遍。晚上八点，陆怀远推门进来，手里拎着几个饭盒：“先吃饭。有发现吗？”

　　我指了指缺失记录的地方：“这里有问题。三次边界调整，两次有完整记录，第三次只有结论页，过程文件全没了。”

　　陆怀远放下饭盒，凑过来看。他身上的烟味很重，混合着汗味。“结论是什么？”

　　“把鱼塘划出去了。”我说，“所以现在那片鱼塘不在征收范围，他们才敢开口要三倍。”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沉闷而有节奏。

　　“能找到原始文件吗？”陆怀远问。

　　“我明天去一趟档案馆，”周谨说，“看看是不是漏扫了。”

　　陆怀远点点头，打开饭盒：“先吃饭。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那顿晚饭吃得很安静。回房间时已经十一点。手机上有江屿的未接来电，累计41个。还有一条短信：“清源，爸的腰疼又犯了，住院了。你能回来一趟吗？”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手指在键盘上悬停，最终还是没有回复。去卫生间洗澡，热水器忽冷忽热，水柱砸在瓷砖上，声音很响。我闭上眼睛，想起去年公公第一次住院，我请了三天假，白天跑医院，晚上回公司加班，整个人瘦了五斤。出院那天，公公对江屿说：“还是儿子靠谱，媳妇到底是外人。”

　　那晚江屿抱着我说：“爸就那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多，足够好，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当自己人。

　　现在我知道了，有些门，从你出生那天起就已经对你关闭。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谨跟着陆怀远去市档案馆。接待我们的是个中年女馆员，眼镜链子金光闪闪。听明来意后，她慢悠悠地查记录：“云澜新区土地档案……哦，这批啊。两个多月前有人来调阅过，借走了一部分原始文件，还没还回来。”

　　“谁借的？”陆怀远问。

　　女馆员翻借阅登记本：“姓赵，赵永良。工作单位……没写。”

　　周谨看了我一眼。赵永良是鱼塘现任承包人的名字。

　　“他借走了哪些文件？”我问。

　　女馆员递过登记表。我扫了一眼，缺失的第三次边界调整文件赫然在列，借阅日期是两个月前，正好是项目风声刚传出来的时候。

　　“按规定，原始文件不能外借吧？”陆怀远声音沉下来。

　　“按理说是不能，”女馆员推了推眼镜，“但赵主任打了招呼……我们也不好办。”

　　“哪个赵主任？”

　　“国土局的赵主任，赵永良他叔。”

　　回程车上，三个人都没说话。陆怀远把车窗摇下来，点了根烟，抽到一半才开口：“这事麻烦了。地头蛇缠上了。”

　　“文件能补吗？”周谨问。

　　“补不了。”陆怀远吐出烟圈，“当年的经办人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就算找到人，谁愿意蹚这浑水？”

　　手机在这时震动。我掏出来看，是江屿。第四十八个未接来电。我正要按掉，一条新短信跳出来：“清源，我知道你生气。但这次爸真的病得重，妈一个人忙不过来。算我求你，回来帮几天，就当为了我。”

　　雨又下起来了，打在车窗上，蜿蜒如泪痕。

　　“停车。”我说。

　　陆怀远从后视镜看我：“还没到驻地。”

　　“我就在这儿下。”

　　车靠边停下。我推门走进雨里，雨水很快打湿了头发和肩膀。路边有个公共电话亭，绿色的顶棚在灰蒙蒙的街道上很扎眼。我走进去，投币，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响了三声，江屿接了，声音沙哑：“清源？”

　　“是我。”

　　他那边很安静，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终于肯接电话了。爸他……”

　　“江屿，”我打断他，“你妹妹那个包，四万三，哪来的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雨敲打着电话亭的玻璃，啪嗒啪嗒。

　　“清源，你听我解释，”他的声音急促起来，“柠柠她刚找到工作，需要个好包充门面。我也是没办法，她哭了好几回……”

　　“所以八万六的礼金之外，还有四万三的包。”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陌生，“江屿，我们结婚四年，你的年终奖加起来有四十三万吧？这些钱，有一分钱花在我身上吗？有一分钱花在我们这个家吗？”

　　“我们以后……”

　　“没有以后了。”我说，“爸住院，你请护工吧。我这边项目紧，回不去。”

　　“清源！”他提高了音量，“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那是你公公！”

　　“他是你爸，”我说，“从来不是我家人。”

　　挂断电话时，我靠在电话亭的玻璃上，浑身湿透。透过模糊的玻璃看出去，街道上行人匆匆，打着各种颜色的伞，像移动的花朵。没人注意到这个绿色电话亭里，有个女人在哭。

　　其实没有眼泪。眼睛干涩得发疼，但就是流不出泪。也许眼泪在过去的四年里，已经流干了。

　　走回驻地时，雨停了。夕阳从云缝里漏出来一点，把地上的水洼染成金色。陆怀远站在楼下抽烟，看见我，把烟掐了：“没事吧？”

　　“没事。”我说，“鱼塘的事，我想再去村里走访一趟。总有老人记得当年的事。”

　　陆怀远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点点头：“让老陈陪你去。他熟。”

　　晚上整理访谈提纲时，手机又震了。第五十个未接来电。还有一条婆婆的短信，很长：“清源，妈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阿屿是长子，担子重，你要体谅。这次你爸住院，他叔伯们都在看着，你要是不回来，他们该说闲话了。咱们女人，名声要紧。”

　　我看完，删除，拉黑了这个号码。

　　周谨敲门进来，端着一杯姜茶：“许姐，老陈说村里有几个老人愿意聊，约了明天上午。”

　　“好。”我接过姜茶，热气熏在脸上，有点刺痛。

　　“许姐，”周谨犹豫了一下，“您家里……没事吧？”

　　“没事。”我说，“专心工作。”

　　他点点头，带上门出去了。我端起姜茶喝了一口，太烫，烫得舌头发麻。窗外的云澜市亮起灯火，一片一片，像散落的星星。这个陌生城市，这个临时住处，这张硬板床——竟让我觉得，比那个所谓的家，更像归宿。

　　半夜突然醒来，一看表，凌晨三点。手机屏幕在黑暗里亮着，江屿的第五十五个未接来电。我坐起来，打开邮箱，开始写项目进展报告。键盘的敲击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一下，一下，像心跳。

　　写到天色微明时，我保存文档，走到窗前。远处工地已经开工了，塔吊的灯光在晨曦里显得微弱。新的一天开始了，在这个没有江屿、没有江家、没有无止境索取的地方。

　　我深吸一口气，潮湿的空气涌进肺部。有点呛，但真实。

　　第七天，鱼塘边的老槐树下，陈伯裹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眯眼看了我很久。他手里拿着我复印的边界图，手指顺着红线慢慢地移，移到鱼塘那块，停住了。

　　“这块地，”他的手指敲了敲图纸，声音很哑，“原本是村里的集体堰塘。九八年发大水，冲垮了西边的田埂，淹了三户人家的秧苗。当时村里开会，说把堰塘边上这片划给受灾户做补偿。”

　　周谨蹲在一边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响。老陈站在我身后，小声提醒：“陈伯，那后来怎么变成赵家的了？”

　　陈伯把图纸折起来，递还给我。他站起来，背着手望向那片鱼塘。水面浮着一层绿藻，在阴天里泛着暗沉沉的光。

　　“赵永良他爹，当年是村会计。”陈伯说，“九九年重新量地的时候，他拿了张纸来找我，说是镇上的新规划，要把堰塘划出去做养殖试点。让我在见证人那儿按个手印。”

　　“您按了？”我问。

　　“按了。”陈伯转过身，脸上皱纹很深，“那时候他爹说，这是政策，对全村都好。后来才知道，那份规划书是假的。”

　　风从水面刮过来，带着鱼腥味。我打开录音笔：“那份文件还在吗？”

　　陈伯摇摇头：“早没了。不过当年量地的不止我一个，还有老杜。他比我记得清楚。”

　　老杜住在村东头，肺不好，常年卧床。我们进屋时，他正靠着枕头咳嗽，痰盂放在床边，里面半满。听明来意，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赵家……赵家……”他喘了几口气，示意儿子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子。箱子很旧，锁扣都锈了。老杜儿子打开，里面是些发黄的纸页。

　　老杜的手抖得厉害，翻了很久，抽出一张叠成四折的纸。纸页脆得快要碎了，展开来，是一张手工绘制的勘测草图。比例很粗糙，但边界线、地块编号都标得清楚。右下角有五个签名，三个已经褪色得认不出来，剩下两个还能辨出形状：杜长根，陈保国。

　　“这是当年量地的底稿，”老杜说，“一式五份，我们五个量地的人各留一份。正本交上去了。”他用枯瘦的手指点了点鱼塘的位置，“这里，原本是堰塘，编号YT-7。赵家那份规划书下来后，改成了ZY-3，赵永良承包地。”

　　我拍照，扫描。周谨仔细核对草图上的数据和现有档案的差异。出门时，老杜突然喊住我：“闺女。”

　　我回头。他靠着枕头，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很亮。

　　“赵永良他叔，在国土局。”他说，“你们动他，不容易。”

　　回到驻地已是傍晚。刚进会议室，陆怀远就把一份文件摔在桌上：“国土局那边回复了，说档案齐全，程序合规。让我们按现有边界评估，别节外生枝。”

　　“可原始证据显示边界被篡改了，”周谨指着扫描件，“这明显是……”

　　“明显是，但是没用。”陆怀远点了根烟，“没有官方认定的文件，你这几张破纸就是废纸。赵主任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很客气，说愿意配合工作，但也提醒我们，项目工期紧，别耽误大事。”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窗外的天色暗下来，工地的灯一盏盏亮起。

　　“那就找官方认定的文件。”我说。

　　陆怀远看我：“去哪找？”

　　“当年经办的人，”我翻出老杜那份签名名单，“五个量地人，还有当年镇上的审批干部。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作证，我们就可以申请重新核查。”

　　“许清源，”陆怀远把烟按灭，“你知道这要耗多少时间吗？项目等不起。总部那边每周催进度，赵主任那边施压，本地三家开发商虎视眈眈。我们拖不起。”

　　“那就让他们拖不起。”我打开电脑，调出财务模型，“如果鱼塘按三倍补偿，项目成本会增加百分之八。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其他被征收户都会要求重新谈判。到时候成本可能飙升百分之三十以上。”

　　陆怀远盯着屏幕上的数字。

　　我继续说：“而如果证明边界有问题，赵家不仅拿不到补偿，还可能涉及骗取国家补贴。我们可以反将他们一军。”

　　周谨小声说：“但赵主任那边……”

　　“赵主任管的是国土局，不是公安局。”我关上电脑，“如果事情闹大，涉及到伪造公文、侵占集体资产，他避嫌还来不及，不会明着保他侄子。”

　　陆怀远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给你一周。一周内如果拿不到有力证据，就按现有边界评估。”

　　“好。”

　　第八天，我们开始找人。名单上五个量地人，除了陈伯和老杜，还有三个。一个去世了，儿子在广东打工。一个搬去了省城，电话打不通。最后一个叫刘福贵，住在邻县。

　　开车两个小时到邻县，找到那个地址时，是个废旧回收站。刘福贵不在，他老婆说去市里看病了。我们等了三小时，等回来一个佝偻的老人，腿脚不便，走路要拄拐。

　　听说我们的来意，刘福贵连连摆手：“记不清了，都多少年了。”

　　我拿出老杜那份草图复印件，指着他那个模糊的签名：“刘叔，这是您签的字吗？”

　　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手有点抖。“是……是吧。”

　　“当年量地的时候，鱼塘那块，您还记得是怎么量的吗？”

　　刘福贵不说话了。他老婆端来茶水，叹气：“老刘，你就说吧。这些年你为这事憋着，也没落个好。”

　　原来当年量完地，刘福贵就发现边界不对。他去找赵永良他爹理论，被骂了一顿，说他不识抬举。第二天，他家堆在院里的废品就被人点了火，烧掉大半。他去派出所报案，没证据，不了了之。没多久，他儿子在镇上开的修理铺就被查了消防，罚了款。

　　“我惹不起，”刘福贵的声音很低，“我儿子那时候刚结婚，孙子才满月。赵家说，如果我乱说话，让我儿子在镇上待不下去。”

　　“那您还留着当年的东西吗？”我问。

　　他犹豫了很久，让老婆从里屋搬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有几张发脆的纸。其中一张，是当年量地时的会议记录草稿。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决议事项，都写得清楚。最关键的是，最后一行小字：“关于YT-7地块（集体堰塘）保留原状，不予划分。”

　　下面是五个签名，其中一个，是赵永良他爹的。

　　“这是会议底稿，”刘福贵说，“正本交上去了，我偷偷抄了一份。想着万一……万一哪天用得上。”

　　我握着那张纸，纸张很轻，又很重。

　　第九天，我们找到当年镇上的审批干部，现在退休在老家养花。老爷子很警惕，一听赵家的名字就摇头：“我都退休了，以前的事不记得了。”

　　我拿出刘福贵那份会议记录复印件。他看了，脸色变了变，但还是摇头：“这个……这个说明不了什么。也许后来政策变了。”

　　“政策变化会有正式文件，”我说，“我们查过那段时间所有的镇级文件，没有关于鱼塘改制的记录。”

　　老爷子不说话了，低头修剪他的月季。剪了好久，才说：“赵永良他爹，当年送过我两瓶酒。我退回去了。”

　　“那审批是怎么通过的？”

　　“他拿了份规划书，说是县里的试点项目。”老爷子放下剪刀，“我当时也怀疑，但他找了关系，上面有人打招呼。我一个小办事员，能怎么办？”

　　“那份规划书，您还有印象吗？”

　　“记得。”老爷子说，“红头文件，编号是‘县农发[1999]28号’。但我后来悄悄去查过，县里那年的农发文件只发到26号。”

　　又一个证据。

　　第十天，我们整理完所有材料：老杜的勘测草图、刘福贵的会议记录、退休干部的证言，还有我们走访其他老村民的录音。周谨做了份详细的对比分析，证明现有档案与原始记录存在至少五处关键矛盾。

　　下午，陆怀远召集项目组开会。我们把证据摊在桌上，他一份份看，看得很慢。看完后，他点了根烟，烟雾在会议室里盘旋。

　　“这些东西，”他说，“可以撕开一个口子。但要想彻底扳倒，还不够。我们需要赵永良当年伪造规划书的直接证据，或者资金往来的记录。”

　　“赵主任那边会不会……”老陈担心。

　　“赵主任现在自身难保。”陆怀远把烟按灭，“我收到消息，市纪委在查国土局的项目审批。他这个节骨眼上，不敢有大动作。”

　　会议开到晚上。散会后，我回到房间，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江屿。第六十八个未接来电。

　　还有一条短信，很短：“我在云澜。”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窗外夜色浓重，远处工地还在施工，塔吊上的灯像悬在空中的星星。

　　第十一天，早上七点，手机开始震动。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我坐在床边，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出的名字。江屿。江屿。江屿。

　　到第二十三个时，我接了。

　　“清源，”他的声音很疲惫，背景音很嘈杂，“我在机场。给我个地址，我们见一面。”

　　“项目很忙。”

　　“就半小时。”他说，“爸出院了，有些话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我报了个咖啡馆的地址，离驻地两公里。挂断电话时，手机显示未接来电累计六十五个。和标题的数字对上了。

　　我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黑眼圈很重，但眼神很静。出门前，我把录音笔放进口袋。

　　咖啡馆在一条老街上，木门，铜铃，里面没什么人。我到时，江屿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他瘦了些，西装有些皱，面前的黑咖啡没动。

　　我坐下，点了杯水。

　　“清源，”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很多血丝，“你瘦了。”

　　“项目忙。”我说。

　　沉默。铜铃响了，又有人进来。

　　“爸出院了，”江屿终于开口，“恢复得还行。妈让我谢谢你……谢谢你不计较，还让我过来找你。”

　　“不是不计较，”我说，“是没空计较。”

　　他的表情僵了一下。手指摩挲着咖啡杯的柄：“我知道你生气。年终奖的事，是我不对。但爸那边实在推不掉，他老战友当年帮过我……”

　　“帮过你什么？”我问。

　　江屿愣了一下。

　　“是帮你进了设计院，还是帮你评了职称？”我的声音很平，“江屿，我们结婚四年，你每次拿钱回家，都说是‘推不掉’‘没办法’‘就这一次’。但每一次之后，总有下一次。”

　　“这次真的最后一次，”他急忙说，“我保证。以后的钱都交给你管，我们攒钱买房，你要是不想跟爸妈住，我们就搬出去……”

　　“江屿，”我打断他，“你卡里还有多少钱？”

　　他怔住了：“什么？”

　　“你的工资卡，年终奖卡，还有你名下的其他账户。”我看着他的眼睛，“现在，加起来还有多少钱？”

　　他的眼神开始躲闪：“清源，你问这个干嘛？我们回去慢慢说……”

　　“不敢说？”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打印纸，推过去。那是前两天我托人查的银行流水记录的一部分，只截取了几个关键数字。“那我帮你说。你去年到今年的总收入，应该是二十七万左右。但你的账户余额，不到三万。”

　　江屿的脸唰地白了。他盯着那张纸，手开始抖。

　　“剩下的钱呢？”我问，“给了爸八万六，给了江雨柠四万三，还有十四万多，去哪了？”

　　“你……你查我？”他的声音在抖。

　　“我不该查吗？”我靠回椅背，突然觉得很累，“江屿，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吵架。我只是想听一句实话。我们结婚四年，你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但你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钱，所有的‘没办法’，有哪一次是真正为我想过？”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那十四万，”我慢慢地说，“是不是在另一个账户里？一个我不知道的账户？”

　　铜铃又响了。风灌进来，有点冷。

　　江屿的嘴唇在抖。他低头看着咖啡杯，看了很久，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东西。

　　“清源，”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那笔钱……那笔钱在爸那里。但不是给他的，是……是放在他那里存的。”

　　“为什么？”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因为……因为如果放在我们名下，万一……万一我们要离婚，你就……”

　　话音戛然而止。

　　咖啡馆里安静得可怕。窗外的街道上，有个孩子在哭，哭声飘进来，又飘出去。

　　我看着他，突然笑了。笑得很轻，但停不下来。

　　“所以，”我笑着说，眼泪却掉了下来，“所以你早就准备好了。早就准备好有一天我会走，早就准备好要把钱藏起来，早就准备好让我净身出户？”

　　“不是的！”江屿猛地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清源，你听我说，我只是……我只是怕……”

　　“你只是怕我跟你离婚时分你的钱，”我甩开他的手，站起来，“你只是怕我这个‘外人’，有一天会拿走你‘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产。所以你一边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边把所有的钱都转移走。江屿，你真行。”

　　“清源！”他也站起来，声音大了些，引来其他客人的目光，“我们回家再说，这里不方便……”

　　“没有家了。”我抓起包，那张打印纸掉在地上，“从你决定把年终奖给你爸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

　　我转身往门口走。铜铃响了，很刺耳。

　　“许清源！”他在背后喊，声音里带着哭腔，“你别走！我把钱都给你，都还给你！我们重新开始……”

　　我拉开门，走出去。街道上的风很大，吹得我睁不开眼。我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转身。

　　江屿追到门口，站在那儿，西装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个落魄的稻草人。

　　我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按下停止键。然后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江屿，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你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我也拿到了。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我顿了顿，风把我的头发吹得很乱。

　　“一，你回去跟你爸妈说清楚，这些年你给了家里多少钱，然后把你藏起来的十四万转回共同账户。二……”

　　我的话没说完。

　　因为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不是江屿，是一个本地号码。

　　我接通，对方的声音很急，是老陈。

　　“许经理，你在哪？赶紧回来！赵永良带了一帮人把驻地围了，说我们诬陷他，要砸办公室！陆总跟他们吵起来了，情况不对……”

　　电话那头传来砸东西的声音，玻璃碎裂的脆响，还有男人的吼叫。接着电话断了，忙音。

　　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风还在吹，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

　　江屿看着我，脸上还挂着泪：“清源，怎么了？谁的电话？”

　　我没回答。我看着远处的天空，乌云压得很低，要下雨了。

　　然后我转过头，看着江屿，说了一句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

　　“江屿，”我说，“你不是想重新开始吗？现在有个机会。”

　　他愣住了。

　　我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很冷静，冷静得可怕：“赵永良，就是那个要三倍补偿款的鱼塘主。他现在带人在我办公室闹事。你爸不是认识国土局的赵主任吗？你给你爸打电话，让他找赵主任，立刻制止他侄子。”

　　江屿的脸色变了：“这……这是你们项目的事，我怎么能……”

　　“你能。”我说，“你爸不是一直说，我们是一家人吗？不是一直说，关键时刻要互相帮忙吗？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我盯着他的眼睛：“如果你打了这个电话，帮了我这个忙，刚才录音的事，我们可以谈。如果你不打——”

　　我拿起还在忙音的手机，屏幕上倒映出我自己的脸。

　　“——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到时候不仅是你转移财产的事，还有你爸这些年收的那些钱，一笔一笔，我都会让律师查清楚。”

　　江屿的脸色从白变青，又从青变白。他张着嘴，像条离水的鱼。

　　雨点开始掉下来，很大颗，砸在地上，溅起尘土。

　　【卡点处】

　　我看着他颤抖着手掏出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惨白的脸上。他翻通讯录，手指滑了好几次才找到“爸”那个名字。

　　电话接通了，他背过身去，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哭腔：“爸……是我。有件事……有件事您得帮帮我……”

　　雨越下越大，打在咖啡馆的玻璃窗上，汇成一道道水痕。我站在街边，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突然想起结婚那天，他给我戴戒指时手抖的样子。那时候我以为，那是紧张，是爱。

　　现在我知道了。

　　那是心虚。

　　电话那头，公公的声音隐约传出来，很严厉，听不清内容。江屿不断点头，不断说“是”“我知道”“可是这次真的……”他的声音被雨声和远处隐约的警笛声盖过。

　　警笛声？

　　我猛地转头，看向驻地的方向。雨幕中，红蓝色的光在闪烁，越来越近，越来越多。不止一辆。

　　老陈又打来电话，喘着粗气：“许经理！别回来！赵永良他们疯了，把陆总的头打破了！警察来了，但赵永良说他叔马上就到，说要把我们项目搅黄……”

　　电话里传来陆怀远嘶哑的吼声：“让他们来！老子今天倒要看看，这云澜市是不是姓赵！”

　　然后是一阵推搡声，东西倒地的闷响，电话又断了。

　　我握着手机，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脖子里，很冷。江屿还在打电话，他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爸！您不能这样！清源她……她手上有证据！如果我们不帮她，她会……”

　　他的话卡住了。

　　因为电话那头，公公的声音通过漏音，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让她告！我告诉你江屿，你今天就给我回来！赵主任那边我已经通过气了，那个许清源蹦跶不了几天！她不就是想要钱吗？你告诉她，要是敢乱说话，别说钱，我让她在云澜市都待不下去！还有你，你要是敢帮她，你就别再进江家的门！”

　　雨声很大。

　　世界很吵。

　　但我却觉得，安静得可怕。

　　我慢慢转过身，看着江屿。他也看着我，手机还贴在耳边，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拳，又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

　　但就在这时——

　　一只手从后面猛地捂住了我的嘴！另一只手勒住了我的脖子！一股大力把我往后拖！手机飞出去，摔在水洼里，屏幕碎了。

　　我挣扎，但那只手太有力了。我闻到一股烟味和汗味混合的臭味，听见一个粗哑的声音在我耳边说：

　　“许经理是吧？赵老板请你过去喝茶。”

　　江屿在对面，眼睛瞪得老大，手机掉在地上。他想冲过来，但另外两个黑影从咖啡馆里窜出来，拦住了他。

　　我被拖向路边一辆面包车。车门开着，里面黑漆漆的。

　　最后一刻，我扭头看向江屿。

　　他站在原地，没动。雨水打在他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然后我被扔进车里。门“砰”地关上。世界一片黑暗。

　　车开了。

　　面包车在雨里开了大概二十分钟。

　　我被扔在后排，手脚没被绑，但左右各坐着一个男人。车里烟味很重，混着潮湿的霉味。没人说话，只有雨刷器左右摆动的声音，还有电台里滋啦滋啦的杂音。

　　我坐在中间，心跳得很快，但脑子里却异常清醒。手机没了，录音笔还在口袋里。我慢慢调整呼吸，手悄悄伸进口袋，摸到录音笔的开关，按了下去。

　　“赵老板想跟你谈谈。”坐在我左边的男人开口了，声音就是刚才那个粗哑的。他大概四十多岁，脸上有道疤，从眼角划到嘴角。

　　“谈什么？”我问。声音比想象中平稳。

　　“谈你手里的那些纸。”右边的男人接话，年轻些，手里玩着把折叠刀，“老陈头、刘瘸子、杜病鬼，你找这些人，不就想搞事吗？”

　　车拐进一条小路，颠簸起来。两边是废弃的厂房，墙上涂着褪色的标语。

　　“赵永良在哪？”我问。

　　“到了你就知道。”刀疤脸说。

　　车停在一个旧仓库门口。卷帘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灯。我被推下车，雨还在下，地面泥泞。仓库里堆着生锈的机器零件，空气里有股铁锈和机油的味道。

　　赵永良坐在一张破沙发里，五十岁上下，胖，穿着花衬衫，手里夹着烟。他旁边站着三四个人，都是青壮年。

　　“许经理，”他站起来，笑得很客气，“用这种方式请你来，不好意思。坐。”

　　有人搬了张椅子过来。我坐下，衣服还在滴水。

　　“许经理年轻有为啊，”赵永良递过来一支烟，我摇头，他就自己点上，“跑到我们这小地方，还这么认真工作，不容易。”

　　“赵老板想说什么？”我问。

　　他吐了口烟圈：“我就直说了。鱼塘那块地，我们赵家经营了二十年，投了钱，花了心血。现在政府要征用，给点补偿，不过分吧？”

　　“补偿有标准。”

　　“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赵永良笑了，“许经理，你查的那些东西，没什么用。老杜的图纸？刘瘸子的会议记录？都是二十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国土局的档案才是真的，明白吗？”

　　我看着他：“如果那些老黄历能证明档案是假的呢？”

　　仓库里安静了几秒。只有雨打铁皮屋顶的声音，噼里啪啦。

　　赵永良的笑容收起来：“许经理，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事，较真没好处。”他顿了顿，“你在云澜待不了多久，项目做完就走。但我们赵家世世代代在这儿。你给我们行个方便，我们也记得你的好。”

　　“怎么行方便？”

　　“评估报告上，把鱼塘的补偿标准调高一点。”他说，“对你来说，就是改几个数字的事。对我们赵家，是活路。”

　　我沉默了一会儿。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很冷。

　　“如果我不改呢？”我问。

　　赵永良没说话。玩刀的那个年轻人走过来，站在我椅子后面。我能听见他手里刀片开合的声音，咔哒，咔哒。

　　“许经理，”赵永良的声音沉下来，“你老公刚给你爸打电话了，对吧？你爸怎么说的，你应该也听见了。江家不帮你，翰宸公司远在千里，陆怀远现在自身难保。你一个人，在云澜，跟我们赵家较劲，图什么呢？”

　　我抬起头，看着他：“赵老板，你叔叔在国土局当主任，对吧？”

　　他脸色变了一下。

　　“你猜，”我慢慢说，“如果我现在出事，你叔叔第一个要撇清的是谁？”

　　“你威胁我？”赵永良站起来。

　　“不是威胁。”我也站起来，虽然腿有点软，但站直了，“是提醒。市纪委在查国土局的项目，你叔叔现在最怕的就是节外生枝。你今天把我弄到这儿来，已经是在给他惹麻烦了。”

　　玩刀的年轻人要上前，被赵永良抬手拦住。

　　“许经理，”赵永良盯着我，“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就算我叔叔有麻烦，收拾你也绰绰有余。”

　　“也许吧。”我说，“但你敢赌吗？赌我被‘收拾’之后，我手里的那些复印件不会送到该送的地方？赌陆怀远头破血流之后，翰宸公司会善罢甘休？赌市纪委查到你叔叔的时候，不会顺着鱼塘的事摸到你这儿？”

　　仓库里只剩下雨声。

　　赵永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重新坐下，猛吸了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踩灭。

　　“你想要什么？”他问。

　　“第一，让你的人撤出驻地，以后不许再骚扰项目组。”我说，“第二，鱼塘的补偿，按标准来，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第三，陆怀远的医药费，你们出。”

　　赵永良笑了，笑得很冷：“许经理，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是你在我手里。”

　　“正因为我在你手里，”我看着他的眼睛，“你才更该答应。因为如果我出了事，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但如果我安全离开，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外面的雨声好像小了些。

　　“我要跟我叔打个电话。”他说。

　　“请便。”

　　赵永良走到仓库角落去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内容，只能看见他不断点头，脸色越来越阴沉。挂了电话，他走回来，盯着我看了很久。

　　“你可以走了。”他说。

　　刀疤脸愣了一下：“老板？”

　　“让她走！”赵永良吼道。

　　我被送出仓库。雨还没停，但小了些。刀疤脸把我送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

　　“许经理，”我上车前，他叫住我，脸上的疤在路灯下显得很深，“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对大家都好。”

　　我没说话，上了车。

　　回到驻地时，已经晚上九点多。办公楼亮着灯，门口停着两辆警车。周谨在门口等我，看见我，眼睛红了。

　　“许姐！你没事吧？”他跑过来，“陆总送医院了，额头缝了八针。警察在做笔录，老陈在里面。”

　　我点点头，走进办公楼。一片狼藉。桌椅倒了，电脑屏幕碎了，文件散了一地。两个警察在询问老陈，老陈脸上有淤青。

　　看见我，老陈站起来：“许经理！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事。”我说，“陆总在哪家医院？”

　　“市一院。”一个警察走过来，“你是许清源？赵永良的人带你去了哪里？”

　　我把经过简单说了，但没提录音的事。警察记录完，说会传唤赵永良，但让我有心理准备，这类事情往往很难取证。

　　警察走后，我们开始收拾办公室。周谨一边捡文件一边哭，说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老陈闷头扫地，一声不吭。

　　凌晨一点，我去医院看陆怀远。他躺在病床上，额头包着纱布，脸色苍白。看见我，他扯了个笑。

　　“没缺胳膊少腿，”他说，“还行。”

　　我在床边坐下。

　　“赵永良那边，”陆怀远说，“刚才他叔给我打电话了，说愿意按标准补偿，医药费他们出。条件是，之前那些‘误会’，就此打住。”

　　“你答应了？”

　　“不答应能怎么办？”他闭上眼睛，“项目还得做。再闹下去，工期拖不起。”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

　　“许清源，”陆怀远睁开眼，“你今天跟赵永良说的话，有人告诉我了。”

　　我看着他。

　　“你挺有种。”他说，“但下次别这么干了。万一他真是个愣头青，你回不来。”

　　“我知道。”

　　“知道还这么做？”

　　我没回答。因为那一刻，我好像没有别的选择。江屿不会救我，公司远在天边，我只能靠自己。

　　陆怀远叹了口气：“下周总部派人来视察。鱼塘的事解决了，但整个项目的评估报告得重做。你主笔，一周时间，能行吗？”

　　“能。”

　　从医院出来，天快亮了。雨停了，街道湿漉漉的，倒映着路灯的光。我走回驻地，上楼，开门，开灯。

　　房间里一切照旧。行李箱靠在墙边，桌上摆着还没看完的资料。我换了干衣服，倒了杯热水，坐在床边。

　　手机没了，但江屿应该不会再打来了。他听见了他爸说的话，我也看见了他的选择。

　　也好。

　　这样，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我打开电脑，开始写评估报告。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来，鸟开始叫。新的一天开始了，在这个没有退路的世界里。

　　第七天下午，总部视察组到了云澜。

　　一共五个人，带队的是翰宸副总裁沈岚，五十多岁，短发，戴金丝眼镜，说话做事雷厉风行。他们没去酒店，直接到驻地会议室。

　　陆怀远额头的纱布还没拆，但坚持出院参会。项目组全员到齐，我把重新整理好的评估报告和附件装订成册，厚厚三大本。

　　沈岚翻报告的速度很快，几乎是一目十行。会议室里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还有空调出风的嗡鸣。

　　半小时后，她合上最后一本，抬头看我们。

　　“鱼塘的问题，解决了？”她问。

　　“解决了，”陆怀远说，“按标准补偿，协议已经签了。”

　　“其他被征收户呢？”

　　“没有反弹。”我说，“我们重新核对了所有边界，公开了补偿标准，目前进展顺利。”

　　沈岚点点头，手指在报告封面上敲了敲：“这份报告，谁主笔？”

　　“我。”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很锐利：“数据核对了几遍？”

　　“三遍。原始档案、现场勘测、历史记录，三方比对。”

　　“矛盾点都标注了？”

　　“都在附录里，有详细说明。”

　　沈岚又翻了翻附录部分，然后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许清源，”她说，“你之前在风控部？”

　　“是，做了八年。”

　　“为什么申请外派？”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陆怀远想开口，沈岚抬手制止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想换个环境，学点新东西。”

　　“是吗？”沈岚笑了，笑容很淡，“我听说，你结婚四年，一直租房住。你丈夫的年终奖，每年都给了婆家。”

　　我的手指在桌下微微收紧。

　　“沈总，”陆怀远开口，“这是个人隐私……”

　　“在公司，没有隐私。”沈岚重新戴上眼镜，“许清源，我问你，如果你在云澜做出成绩，晋升了，调回总部了，你会怎么做？”

　　我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继续工作。”

　　“如果婆家再跟你要钱呢？”

　　“不给。”

　　“如果丈夫要求呢？”

　　“离婚。”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周谨瞪大眼睛，老陈低头喝茶。陆怀远看着我，眼神复杂。

　　沈岚点了点头，好像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好，”她说，“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女人在职场上，最怕的就是心软。心一软，路就断了。”

　　视察组在云澜待了两天。临走前，沈岚单独找我谈话。

　　“这个项目做完，西南区要设常驻办公室。”她说，“陆怀远调回总部，这边需要一个负责人。你愿意留下吗？”

　　我愣了一下。

　　“常驻，”沈岚补充，“至少三年。条件艰苦，但权限大，晋升快。你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我说，“我愿意。”

　　沈岚笑了：“这么干脆？不跟家人商量？”

　　“不用商量。”

　　她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律所，专做婚姻家事。如果需要，可以联系。”

　　我接过名片，没说话。

　　“许清源，”沈岚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女人这辈子，能靠的只有自己。你很好，别浪费了。”

　　视察组走后，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我搬到了工地附近的临时宿舍，和周谨、老陈一起盯进度。陆怀远伤势好转，但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我。

　　第七天晚上，江雨柠突然加我微信。

　　验证消息写的是：“嫂子，我是柠柠，有事找你。”

　　我没通过。她又发了一遍：“急事！关于我哥的！”

　　我还是没理。十分钟后，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

　　我接了，是江雨柠，声音带着哭腔：“嫂子，你帮帮我……”

　　“什么事？”

　　“我……我欠了钱。”她哭起来，“我在巴黎买包，刷爆了信用卡，又借了网贷。现在他们要我还钱，不然就告诉我公司……”

　　“多少钱？”

　　“十五万。”她抽泣，“我不敢告诉我爸妈，我哥也没钱。嫂子，你帮我还了，我以后一定还你……”

　　“我没有十五万。”

　　“你有的！”她急了，“我哥说你工资高，你肯定有！嫂子，你就帮我这一次，最后一次……”

　　“江雨柠，”我打断她，“你今年二十四岁，成年了。自己的债，自己还。”

　　“你怎么这么冷血！”她尖叫起来，“我们是一家人！你就眼睁睁看我被逼死？”

　　“我们不是一家人。”我说，“从来都不是。”

　　我挂了电话，拉黑号码。手机安静了不到五分钟，又一个陌生号打进来。

　　这次是婆婆。

　　“清源啊，”她的声音很疲惫，“柠柠的事，你能不能……”

　　“不能。”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听见公公在旁边吼：“让她还！她是江家的媳妇，就该还！”

　　婆婆小声劝了几句，然后对我说：“清源，妈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但柠柠毕竟是你妹妹，你不能见死不救……”

　　“她不是我妹妹。”我说，“妈，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妈。以后江家的事，跟我无关。”

　　“清源！”婆婆哭了，“你别说气话！阿屿知道错了，他每天都在后悔……”

　　“后悔什么？”我问，“后悔把年终奖给家里，还是后悔没藏好钱？”

　　电话被抢过去了。公公的声音炸开：“许清源！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嫁到江家，就是江家的人！现在家里有难，你就该出力！”

　　我笑了。

　　“爸，”我说，“您还记得我流产那天吗？您让江屿去送赵伯伯孙子的满月礼金，八百块。那时候我躺在医院，江屿口袋里只有五百，还是我给他凑了三百。”

　　电话那头没声音了。

　　“那三百块，是我最后一笔私房钱。”我说，“从那天起，我就不是江家的人了。”

　　我挂了电话。这次，彻底拉黑。

　　夜里十一点，报告终于改完最后一稿。我发给陆怀远，他回复说可以。关掉电脑，我走到阳台上。

　　云澜的夜晚很安静，远处工地上的灯还亮着。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江屿，用了一个新号码。

　　短信只有一句话：“清源，我们见最后一面。我把钱还你。”

　　我看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回复：“时间，地点。”

　　见面的地方约在云澜市中心的茶楼，离驻地很远，离工地更远。我猜江屿是怕碰见项目组的人。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坐在包厢最里面的位置，面前一壶茶，两只杯子。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胡子没刮，整个人像老了十岁。

　　我坐下，没动茶杯。

　　“清源，”他看着我，声音很哑，“你还好吗？”

　　“直接说吧。”我说，“钱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推过来：“十四万三，都在里面。密码是你生日。”

　　我没接：“为什么少七千？”

　　他低下头：“柠柠……柠柠前几天急用，我取给她了。下个月我发了工资补上。”

　　我看着他。这个男人，我嫁了四年，同床共枕一千多个日夜。现在我看着他，却觉得陌生得像路人。

　　“江屿，”我说，“你知不知道，江雨柠欠了十五万网贷？”

　　他猛地抬头：“什么？”

　　“她打电话给我，让我帮她还钱。”我说，“我说没有，她就去找你了，对吧？你没钱，所以动了这十四万里的七千。”

　　他的脸色惨白。

　　“你爸你妈也知道，”我继续说，“但他们觉得，这钱应该我来出。因为我是江家的媳妇，就该为江家付出一切。”

　　“清源，”他想抓我的手，我避开了，“我不知道柠柠欠了那么多……她只说急用，我……”

　　“你永远不知道。”我打断他，“你不知道你妹妹在巴黎挥霍，不知道你爸在外面收了多少礼，不知道你妈背地里怎么跟亲戚说我。你只知道，每次家里要钱，你就来找我，或者找我们的存款。”

　　包厢里安静得可怕。窗外的街灯亮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竹帘缝隙照进来，在他脸上切出明暗的条纹。

　　“我把工作辞了。”他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

　　“设计院那边，”他扯出一个难看的笑，“爸让我找赵主任，想把我调去国土局下属的单位。我去了，赵主任说现在风声紧，不好办。爸觉得我没用，跟他吵了一架。我一气之下，把工作辞了。”

　　“所以你现在没工作了？”

　　“嗯。”他点头，眼睛红了，“清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些年，我一直活在他们的期望里，做孝顺儿子，做好大哥。我忘了……我忘了我是你丈夫。”

　　他哭起来，肩膀颤抖，像个孩子。

　　我看着他哭，心里却一点波澜都没有。很奇怪，我以为我会难过，会心软，会想起我们刚结婚时的样子。但没有。

　　我只是觉得累。

　　“江屿，”等他哭声小了些，我说，“我们离婚吧。”

　　他抬头，满脸是泪。

　　“房子是租的，没有共同财产。”我说，“你给我的这十四万，我拿走十万，剩下四万三给你。算是我对你这些年的补偿。”

　　“补偿？”他喃喃重复，“清源，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你要不起。”我说，“江屿，你连自己都要不起，怎么要我？”

　　他张着嘴，说不出话。

　　我从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推过去。已经签好我的名字。

　　“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签了。下周去办手续。”

　　他颤抖着手拿起协议，看了几行，眼泪又掉下来，砸在纸上，洇开一团湿痕。

　　“清源，”他哽咽，“如果我改了，如果我……”

　　“没有如果。”我说，“江屿，我们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从始至终，你都没把我当成你的家人。在你的世界里，父母第一，妹妹第二，亲戚第三，我排在最后。甚至排在你们家的祠堂、你爸的老战友、你妈的体面之后。”

　　我站起来。

　　“签好了联系我。我最近在工地，可能接不到电话，发短信就行。”

　　“清源！”他在背后喊，“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了吗？”

　　我停在门口，没有回头。

　　“爱过。”我说，“但爱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房子住。更不能当尊严。”

　　我走出茶楼。街上华灯初上，车流如织。我拦了辆出租车，报完地址后，司机从后视镜看我一眼。

　　“姑娘，你没事吧？”他问。

　　我摸了摸脸，干的。没哭。

　　“没事。”我说。

　　车开动。我靠在后座上，闭上眼睛。茶楼里江屿的哭声还在耳边，但慢慢远了，淡了，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手机震动。是陆怀远。

　　“总部批复了，”他说，“项目提前两周完工。沈总提议，让你接任西南区负责人，任命书下周下来。”

　　我睁开眼：“谢谢陆总。”

　　“谢我干什么，你自己挣的。”他顿了顿，“另外，赵永良被拘留了。有人匿名举报他伪造公文、威胁他人，证据很全。”

　　“匿名举报？”

　　“嗯。”陆怀远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听说举报材料里，有几段录音，还有二十年前的原始文件复印件。也不知道是哪位热心群众。”

　　我也笑了。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飞逝的街道。云澜这个城市，我刚来时觉得陌生，潮湿，不适应。现在却觉得，这里的每一寸空气，都比那个所谓的家更自由。

　　车到驻地，我付钱下车。周谨从办公楼跑出来，一脸兴奋。

　　“许姐！好消息！提前完工，总部要给项目组发奖金！”他眼睛亮晶晶的，“老陈说，这是他从业二十年，做得最痛快的一个项目！”

　　“痛快？”我问。

　　“嗯！”周谨用力点头，“把那些地头蛇收拾得服服帖帖，把问题查得清清楚楚。这才叫专业！”

　　我笑了。是啊，这才叫专业。

　　专业地工作，专业地生活，专业地把自己从泥潭里拔出来。

　　上楼时，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沈岚发来的短信。

　　“任命书已签发。三年常驻，年薪翻倍，独立办公室。另，律所朋友说，你的情况清晰，离婚程序会很快。恭喜新生。”

　　我看着那四个字：恭喜新生。

　　鼻子突然一酸。

　　这次，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离婚手续办得出乎意料的快。

　　江屿签了协议，我们约在云澜的民政局。他早早到了，穿着我们结婚时买的那套西装，只是现在穿着有些空荡。他瘦了太多。

　　我穿着普通的衬衫和西裤，从工地直接过来，裤脚还沾着一点泥。

　　没有争吵，没有拖延。工作人员看了材料，问了几句，然后让我们在几张表格上签字。签字的时候，江屿的手抖得厉害，笔尖划破了两张纸。

　　我签得很稳。许清源，三个字，一笔一划。

　　钢印落下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闷响。很轻，但又很重。

　　工作人员把离婚证递过来，红色的封皮，和结婚证很像，只是里面的字不一样。我接过来，放进包里。

　　走出民政局，外面阳光很好。已经是深秋，但云澜的天气还很暖和。梧桐树的叶子半黄半绿，在风里轻轻摇晃。

　　江屿跟在我后面，走了几步，突然叫住我。

　　“清源，”他说，“能……能再一起吃顿饭吗？最后一次。”

　　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两点。工地那边下午有个验收会。

　　“就简单吃点，”他声音低下去，“我知道你忙。”

　　我们去了民政局附近的一家小面馆。很简陋，塑料桌椅，墙上贴着菜单，油渍斑驳。点了两碗牛肉面，面对面坐着。

　　等面的时间很安静。隔壁桌是一对年轻情侣，女孩笑着喂男孩吃煎饺，男孩耳朵红了。

　　“我们第一次吃饭，也是在小面馆。”江屿突然说。

　　我想起来了。相亲那天的中午，介绍人走了以后，我们都没吃饱，就在附近找了家面馆。他给我加了个荷包蛋，我说谢谢，他笑得很腼腆。

　　“那时候我觉得，”他看着手里的筷子，“这个女孩真安静，真好。”

　　面来了。热气腾腾的，牛肉切得很薄，香菜碧绿。

　　“清源，”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你以后……会留在云澜吗？”

　　“嗯。”

　　“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他点点头，眼泪掉进面汤里，砸出一个小小的涟漪。

　　“我下个月去深圳。”他说，“有个同学在那边开了设计工作室，让我过去帮忙。”

　　“挺好。”

　　“清源，”他抬起头，眼睛通红，“如果……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你期望的那种人，我们能……”

　　“不能。”我说。

　　他闭上眼睛，眼泪流得更凶。

　　我安静地吃完面。牛肉炖得很烂，汤头浓郁。我吃得很干净，连汤都喝完了。

　　然后我放下碗，抽了张纸巾擦嘴。

　　“江屿，”我说，“你不是没变成我期望的那种人。是你从来没问过我，我期望的是什么。”

　　他愣住。

　　“你期望的，是父母满意，妹妹开心，亲戚称赞。”我说，“你做到了。你是个好儿子，好哥哥，好亲戚。只是，你不是个好丈夫。”

　　我站起来，从钱包里拿出三十块钱放在桌上。

　　“面钱我付了。”我说，“以后，各自珍重。”

　　走出面馆，阳光刺眼。我眯了眯眼睛，沿着街道慢慢走。手机响了，是周谨打来的，问验收会要不要改期。

　　“不用，”我说，“我二十分钟后到。”

　　挂了电话，我继续往前走。街道两旁商铺林立，人来人往。有个小女孩在哭，妈妈蹲下来给她擦眼泪。有对老夫妻牵着手过马路，走得很慢。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的故事。有的开始，有的结束。有的甜蜜，有的苦涩。

　　我的故事，结束了婚姻的这一章。但人生的书，还有很多空白页。

　　走到路口等红灯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面馆的玻璃窗后，江屿还坐在那里，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绿灯亮了。

　　我转过身，随着人群走过斑马线。一步，两步，三步。

　　没有回头。

　　西南区办公室的成立仪式在下个月举行。总部来了不少人，沈岚亲自剪彩。我穿着新买的西装套装，站在台上，接过任命书。

　　台下掌声响起。陆怀远在下面对我竖大拇指，周谨兴奋地拍照，老陈笑得露出烟熏的黄牙。

　　仪式结束后，沈岚拉着我说话。

　　“三年，”她说，“把西南区做出成绩。到时候，总部副总的职位，我给你留着。”

　　“谢谢沈总。”

　　“谢什么，”她拍拍我的肩，“是你自己挣的。”

　　晚上庆功宴，我喝了一点酒。微醺时，走到酒店露台上吹风。云澜的夜景很美，远处工地的灯光连成一片，那是我们刚刚完成的项目。

　　手机震动。是一条银行短信，显示一笔款项到账：十四万三千元。备注写着：江屿。

　　他到底还是把所有的钱都还给我了。

　　我看了几秒，然后关掉手机。

　　风吹过来，有点凉。我抱了抱手臂，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半年前，我刚来时，觉得这里陌生而遥远。现在，这里是我的战场，也是我的归处。

　　身后有人叫我：“许总，切蛋糕了！”

　　我转身，走回热闹的宴会厅。灯光璀璨，笑声喧哗。巨大的蛋糕上写着：西南区，新起点。

　　我拿起刀，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切下第一块。

　　甜，很甜。

　　新的起点，开始了。

　　本文标题：丈夫将92000年终奖给公公，出差后打65通电话却不知我没打算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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