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我给女领导当秘书，她丈夫出差，她让我去她家修灯泡
第一卷 1987年夏
1987年7月16号，我头一回走进县工业局的大门。
那天热得出奇，柏油路晒化了，脚踩上去黏鞋底。我穿着我妈连夜熨的白衬衫，领口浆得太硬，磨脖子。
门卫老头从窗口探出半张脸。
“找谁？”
“报到的。”我把分配通知书从兜里掏出来，隔着铁栅栏递进去。
他接过去，凑到窗边亮光处看了半天。不识字，但认得那个红印章。
“大学生？”
“中专。”我说。
“那也是读书人。”他把通知书还给我，按了个电钮，铁门嘎吱嘎吱开了。
我走进院子。左边一排平房是后勤和司机班，右边两层灰楼是局机关，外墙面刷着淡绿色墙裙，有几处已经剥落了。楼前种了两棵法桐，叶子被晒得打卷，蝉在树上嘶声力竭地叫。
我站在树荫底下，把衬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透透气，又把装在网兜里的搪瓷缸、饭盒、笔记本重新归置了一遍。
然后我上楼。
楼道里很静，水泥地面拖得很干净，泛着潮气。办公室门都开着，能看见里面的人伏在桌上写字，或者对着电话嗯嗯啊啊。没人抬头看我。
我找到二〇七，人事科。
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屋里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齐耳短发，蓝布衫，袖口挽着一截。她正对着一沓表格写字，钢笔尖在纸面上刮出沙沙声。
“同志，我来报到。”
她抬起头，目光从我脸上扫到脚上，又从脚上扫回脸上。
“叫什么？”
“陈启明。”
她翻了翻手边的册子。
“陈启明……师范毕业，分到局办当秘书？”
“是。”
她把册子合上，从抽屉里扯出一张干部履历表，推过来。
“先填表。填完去找办公室主任，姓李，在二楼东头。”
我说好。
趴在茶几上填表。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本人成分、何时何地参加工作、有何特长。
特长那一栏我空了半晌。
写字算不算特长？
最后还是没填。
填完表，去二楼东头找李主任。门开着，他在看报纸，两只脚跷在桌沿上，解放鞋底磨得溜薄。
我喊报告。
他把报纸放下，脚没放下来。
“新来的？”
“是。陈启明。”
他上下打量我，目光比我妈相媳妇还仔细。
“多大了？”
“二十二。”
“哪毕业的？”
“县师范。”
“会骑自行车吗？”
我愣了一下。
“……会。”
“会骑就行。”他把脚放下来，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挑了一把扔过来，“车棚里那辆二八大杠，以后归你。材料往县政府送，往各局送，往下面乡镇送，都你跑。”
我接住钥匙，攥在手心里。
“还有，”他又把脚跷回桌上，“局长那边缺个跟班秘书，你跟着顾局长。她交代的事办利索，别的不用管。”
顾局长。
我来报到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名字。
顾清影，三十六岁，工业局副局长，分管技术改造和对外协作。全县工业系统唯一的女局长，据说省里有关系，据说离过婚，据说——据说很多。
没人跟我说她长什么样。
李主任没再多话，挥挥手让我出去。
我站在走廊里，攥着那枚自行车钥匙，手心出了汗。
隔壁办公室门开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探出头。
“新来的小陈？”
“是。”
“顾局长让你去一趟。”他朝走廊尽头扬了扬下巴，“最里面那间。”
我走过去。
走廊很长，日光灯把水磨石地面照得发白。我走了三十七步，站在那扇门前。
门关着，漆面是深褐色，把手磨得锃亮。
我抬手，敲了三下。
“进来。”
声音不高，有点沉，像冬天早晨没开嗓。
我拧开门。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正低头批文件。
第一眼我没看清脸，只看见桌上那盏台灯亮着。明明是白天，她开着灯。
第二眼她抬起头。
我站在门口，忘了往里迈脚。
她穿一件深灰色翻领衬衫，领口系着，扣到最上面那颗。头发齐肩，用一枚黑色发卡别在耳后，露出一截耳廓。
她没化妆。或者说我没看出来化没化。
“陈启明？”
“是。”
“进来坐。”
我走进去，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只坐三分之一，背挺得笔直。
她把文件翻完最后一页，签了名，合上。
然后她看着我。
那目光不是打量，是看。像看一份需要核对的报表，没有多余情绪。
“二十二岁？”
“是。”
“师范毕业怎么分到工业局？”
“教育局名额满了，”我说，“人事局调剂。”
她点点头，没再问。
“办公室那边跟你交代了吧，你跟着我。”
“交代了。”
“有自行车吗？”
“李主任给了辆公车。”
“会骑就行。”她把桌上一只搪瓷缸拿过来，喝了一口水，缸子外壁印着“先进工作者”，红漆已经磕掉几块。
“我这边工作不复杂，”她说，“会议通知、文件流转、对外联络，该送的材料送，该跑的路跑。有时候出差，你跟着做记录。”
我说好。
她看了我一眼。
“有什么想问的？”
我张了张嘴。
其实想问很多。
为什么屋里白天开着灯。
为什么办公室在最走廊尽头，离其他副局长都远。
为什么她说话的时候，窗外那棵法桐的叶子一动一动，她的睫毛一动没动。
但我什么也没问。
“没有。”我说。
她把搪瓷缸放下。
“那行。明天早上八点，有个技改项目的协调会，在县政府三楼。你跟我去，带好笔记本。”
我站起来。
走到门口，又停下。
“顾局长。”
“嗯。”
“您办公室这灯……”
“晚上看文件习惯了，”她没抬头，“白天忘了关。”
我推门出去。
走廊还是那么长，日光灯还是那么白。
我把门轻轻带上。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到办公室。
她把会议材料放在我桌上，用回形针别着，封面写了三个字：陈启明。
不是打印的，是手写。
字迹清瘦，笔锋很利，不像女人写的字。
我对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八点，县政府三楼会议室。
长桌两边坐满了人，工业局、计委、财政局、还有两家国营厂的厂长。烟雾缭绕，搪瓷杯里泡着浓茶，没人喝。
顾清影坐主位左侧，穿一件灰蓝色短袖，还是没化妆。她发言的时候声音不高，但会议室安静得很，连嗑瓜子声都停了。
我坐在后排，摊开笔记本。
她讲技改项目资金缺口，讲设备引进的技术参数，讲年底必须完成投产的目标。没有一句废话，句号落在该落的位置。
旁边计委一个科长凑过来，压低声音。
“你们顾局，省里有人的。”
我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知道她为什么来咱们县？”
我摇头。
他左右看看，把声音压得更低。
“她前夫在省计委，离了。那边待不住，下派挂职锻炼。说是挂职，谁知道挂到什么时候。”
他缩回去，嗑起瓜子。
我低头继续记笔记。
笔尖把纸划破一道。
散会十一点二十。我跟在她后面走出县政府大门，太阳毒辣，蝉叫得像拉警报。
她站在门廊底下，从包里摸出一把黑色折叠伞，撑开。
“小陈，你先回局里。我下午去油嘴油泵厂，不用跟。”
“材料送您办公室？”
“放桌上就行。”
她转身往公交站走，灰蓝色的背影穿过蝉鸣和热浪，伞沿压得很低。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
公交站台等车的人不少，她排在队尾，伞柄挂在手腕上。
一辆二路车进站，人群涌上去。
她被挤了一下，侧过身让后面的人先上，伞歪了，肩膀淋到阳光。
我想跑过去。
但我站在原地，没动。
车开走了。
我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回局里。
那是我到工业局第三天。
往后日子就这么过。
早上七点半到办公室，先把她桌上的暖水瓶灌满。开水房在楼下东头，拎两个铁皮暖瓶，来回四趟。食堂烧锅炉的老赵认识我了，远远看见就喊：小陈，水刚开！
我把材料分门别类，急件放右边，平件放左边。她八点十分准时到，脱外套，挂门后，先翻右边那摞。
十点左右，她开始打电话。
电话在走廊公共区，黑色转盘式，拨号要伸手指进去转半天。她打电话时间不长，声音压得低，隔着半堵隔断墙，我只听见零碎几个词。
“进度太慢。”
“资金下周到位。”
“不行，必须按节点走。”
挂了电话，她端着搪瓷缸去茶水间。路过我工位，步子会顿一下。
“小陈，昨天那份报告呢？”
我从文件夹里抽出来，递过去。
她接过去，站在我桌边看。
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握着缸子的手指。指甲剪得很短，边缘干净，无名指有一道淡淡的旧疤。
她把报告还给我。
“数字再核对一遍。”
“是。”
她走了。
我把报告翻开，把那组设备采购数据从头验算。加了三遍，没错。
我改成手写大写，重新誊了一遍。
第二天她没提这事。
我也没问。
七月底，局里分西瓜。
办公室老李推着三轮车从城郊拉回来两麻袋，在楼下喊：各科室派人下来领！
我下楼，领了一个。
二十来斤，花皮，敲着嘭嘭响。我把西瓜抱上楼，搁在她办公室墙角。
她正接电话，看我一眼，没说话。
电话打完。
“这是干什么？”
“分西瓜，”我说，“您那份。”
她看着墙角那个瓜，看了几秒。
“我不会挑。”
“这瓜不错，老李帮挑的。”
“老李挑的他当然留给自己。”她站起来，走到墙角，蹲下身，把西瓜翻了个面，敲了敲，又凑近闻了闻。
“生的。”
我愣住了。
她把西瓜推过来。
“你拿回去吃。”
“这是给您……”
“我不爱吃西瓜。”她站起来，拍拍手，走回办公桌后面，“嫌吐籽麻烦。”
我把那个西瓜抱回自己宿舍。
切开，瓤是粉的，确实不太熟。
但我全吃了，一块没剩。
八月中旬，她去省城开三天会。
临走前她把我叫进办公室。
“这几天你不用跟着。局办那边有事搭把手。”
我说好。
她收拾公文包，把笔记本、茶杯、一沓文件往里塞。塞到一半，停住。
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摘下其中一枚，放在桌上。
“我办公室的花，”她顿了一下，“两天浇一次水就行。”
那是盆君子兰，养在窗台上。叶片肥厚，墨绿色，长了六对。
我从来没见过她给花浇水。
“是。”
她把钥匙推过来。
我收下，没问她回来怎么还。
她走了。
那三天，我每天早上去她办公室浇花。
第一天浇透，底下托盘渗出水。
第二天只喷了喷叶面。
第三天站在窗台边，对着那盆君子兰，站了五分钟。
叶片很干净，没有灰尘。
我不知道她哪天擦的。
周五下午她回来，我敲门把钥匙还给她。
她接过去，没问花怎么样。
“这两天有急件吗？”
“计委来过一个催办函，已经转技改科了。”
“好。”
我转身要走。
“小陈。”
我停住。
她没抬头，翻着桌上的文件。
“君子兰怕涝。以后不用浇太勤。”
我说：“知道了。”
1987年的秋天来得晚。
九月中旬还热，法桐叶子晒得卷边，蝉鸣一天比一天哑。我骑那辆二八大杠穿梭在县城各机关之间，后座夹着牛皮纸档案袋，车铃按得叮当响。
县政府、计委、财政局、工业局下属十几个厂子。一个月下来，我把县城每一条街都骑熟了。
熟到闭着眼睛能从工业局骑到油嘴油泵厂，四公里，十七分钟，哪段路有坑、哪段路晒不到太阳，全记在脑子里。
但我记不住她几点下班。
有时候五点半，有时候七点，有时候我骑车回局里取落下的材料，天已经黑透了，二楼走廊尽头那扇窗户还亮着灯。
她办公室的灯。
白天也开着的那盏。
我没问过为什么。
她也再没解释过。
十月初，局里接到一个任务。
省里要开工业系统技术改造经验交流会，每个县报一个典型。县领导点名要油嘴油泵厂，材料由工业局负责撰写。
李主任把任务派下来，落到顾清影头上。
她没推。
“小陈，你这周跟我跑厂里。”
我说好。
油嘴油泵厂在县城北边，1958年建厂，老军工企业，这几年效益下滑，设备还是七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厂区到处是红砖房，车间顶上长着狗尾巴草，风一吹，毛茸茸的穗子摇摇晃晃。
厂长姓周，五十多岁，干瘦，说话嗓门大，一口本地土话。顾清影跟他开会，他讲一段，她记一段，偶尔问几个数字，他答不上来，回头冲技术科喊：老张！六月份那个技改数据呢！
老张慌慌张张翻本子。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第三天傍晚，我们从车间出来。
天快黑了，厂区路灯稀稀拉拉，隔好远一盏。她走在前面，脚步声在水泥路面上很轻。
“小陈。”
“嗯。”
“你觉得这篇材料怎么写？”
我愣了一下。
“我……”
“说说看。”
我想了想。
“数据要全，”我说，“背景、现状、改造方案、预期效益，不能漏项。”
她没说话。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顿了一下，“能不能不写周厂长那段。”
她停下脚步。
转过身看着我。
夕阳剩最后一点，把她的侧脸勾成暗金色。
“哪段？”
“就是他答不上来那段。”
她没说话。
“不是替他遮掩，”我说，“是这个厂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设备老化二十年，国家没投钱，市场又放开了，他能撑到今天没倒闭，已经是本事。”
她看着我。
“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说，“我自己想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
“材料该怎么写还怎么写。”她说，“但那句话，我会换个说法。”
她转身，继续往前走。
我跟在后面。
走了十几步。
“小陈。”
“嗯。”
“你这个年纪，”她没回头，“不该想这么多。”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也没等我回答。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对着天花板想了很久。
不该想这么多。
她说的不是材料。
是别的。
十月中旬，材料定稿。
顾清影改了四遍，我也跟着誊了四遍。最后一遍誊完，她把原稿收进抽屉，把誊清稿装进牛皮纸信封。
“送县政府，三秘科，李主任。”
我接过信封。
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
“小陈。”
“嗯。”
“这周你辛苦了。”
我站在门边。
“应该的。”
她没说话。
我等了一会儿。
她低下头，开始翻桌上另一份文件。
我推门出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硬板床上，窗外工业局宿舍大院安静得像沉在水底。隔壁老吴在打鼾，一声长一声短，像拉锯。
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反复转一句话。
她说“这周你辛苦了”。
前面没有“小陈”。
语气不对。
像……少说了什么。
也许什么都没少说。是我想多了。
凌晨两点，我爬起来，就着走廊昏暗的灯光，把那盆绿萝浇了一遍水。
它在我窗台养了三个月，从三片叶子长到七片。
叶子绿得发黑，比我刚搬来时精神多了。
十月二十一号，星期五。
那天早上跟往常没什么不同。
七点半到办公室，灌开水，分急件平件。八点十分她推门进来，脱外套，挂门后，翻右边那摞。
九点她接了个电话。
电话在走廊，她声音压得很低，我只听见几个词。
“……嗯。”
“知道了。”
“我没事。”
挂了电话，她没回办公室，在茶水间站了一会儿。
我从工位上看不见她，只看见茶水间的门虚掩着，里面没开灯。
九点二十三分，她出来了。
手里端着搪瓷缸，走到我工位边上。
“小陈，下午局里有会吗？”
我翻开记事本。
“三点半，局长办公会。”
“替我请假。”她把缸子放在我桌角，“就说我家里有事。”
我抬起头。
她脸色很白，不是平时那种白。
“需要我送您吗？”
“不用。”
她转身往办公室走。
我站起来。
“顾局长。”
她停住。
“……您的车。”
她没回头。
“我自己能回。”
她进了办公室，关上门。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深褐色的门。
过了很久。
我把她桌上的急件整理好，骑车送到各科室。
下午三点半，局长办公会。
周局长主持会议，翻着名册，目光扫了一圈。
“顾清影呢？”
“请假了。”我说。
“什么事？”
“家里有事。”
周局长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讨论第四季度生产调度。我坐在后排做记录，钢笔在本子上划，一个字也没记住。
散会五点半。
我骑车回宿舍，热了剩饭，扒了两口，咽不下去。
把碗洗了，坐在床边，对着窗外那棵法桐。
天黑了。
路灯亮了。
七点二十三分，我推着自行车，站在她家楼下。
她住在城南老县委宿舍，一栋三层红砖楼，外墙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灰泥。楼道灯坏了，黑黢黢的，二楼东边窗户亮着。
我站在楼底下，把车支好。
站了二十分钟。
二楼那扇窗户的灯灭了。
我没上去。
推着车，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八点，她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穿一件灰蓝色翻领衬衫，头发还是那枚黑发卡别着，脸色比昨天好一点。
她看见我，点了个头。
我点头回应。
九点钟，她叫我进去。
“昨天会议记录给我看看。”
我把笔记本递过去。
她翻了两页，没说话，放在桌上。
“小陈。”
“嗯。”
“昨天……”
她没说完。
我等了一会儿。
“昨天您请假了，”我说，“会上没什么重要事，周局长问了句，我说您家里有事。”
她看着我。
“还有呢？”
“没有了。”
她没说话。
过了很久。
“以后不用在楼下等。”她说。
我愣住了。
她低头翻开会议记录，钢笔在纸面上沙沙划动。
“楼道灯坏了两个月，房管科一直没来人修。”
她没抬头。
“回去吧。”
我站起来。
走到门口。
“顾局长。”
“嗯。”
“您家灯泡是什么口的？”
她的笔顿了一下。
“……螺口。”
第二天下午，我骑车去五金公司。
柜台后坐着个戴袖套的老头，正在看报纸，见我来，把老花镜往鼻梁上一架。
“买什么？”
“灯泡。”
“多少瓦？”
我顿了一下。
“不知道。”
“螺口还是卡口？”
“螺口。”
他从货架上拿下两个灯泡，用报纸卷着，放在柜台上。
“四毛八。”
我掏钱。
他把报纸又裹紧一层，递过来。
“装灯泡小心点，拧太紧容易炸。”
我说知道了。
回到宿舍，我把灯泡放进抽屉，用旧报纸垫着。
那晚我失眠了。
灯泡在抽屉里躺了五天。
第五天下午，她丈夫出差了。
这件事不是我打听的，是办公室老李说漏了嘴。
“顾局长家那口子，地质队的，又出野外了，这回是去内蒙，少说得两个月。”
旁边有人接话：“她男人到底干嘛的？”
“找矿的，”老李压低声音，“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
“那怎么老不在家？”
“搞地质的嘛，山沟沟里钻，一年回来两三趟就不错了。”
“那顾局长一个人？”
“还有个老娘，住老家呢。”
我没参与讨论，低头整理材料。
下班前，她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
“这份明天上班送计委就行。”
“好。”
她转身要走。
“顾局长。”
她停下来。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卷报纸。
“您上次说楼道灯坏了两个月。”
她看着我。
“房管科一直没来人修，”我把报纸包着的灯泡放在桌上，“这个给您。”
她没说话。
“螺口的，40瓦。”我说，“不知道您家灯座是多大的，要是安不上，五金公司可以换。”
她看着那个报纸卷。
看了很久。
“小陈。”
“嗯。”
“你跟我来一趟。”
1987年10月26号。
我记得这个日子。
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
是因为什么也没发生。
她家在老县委宿舍三楼，东边户。楼道灯确实坏了，我摸黑走上去，她走在前面，脚步声一下一下，在黑暗里很清晰。
三楼，她掏出钥匙，开门。
“进来吧。”
我站在门口。
屋里很简单。六七十年代盖的那种两居室，客厅很小，一张方桌，两把椅子，靠墙一架缝纫机，蒙着蓝色防尘布。
她没开客厅灯，径直走进里屋。
“这边。”
我跟着进去。
是卧室。一张木床，铺着素色床单，床头柜上摞着几本书。顶灯拉绳垂下来，在夜风里轻轻晃。
她拉了一下灯绳。
没亮。
她又拉了一下。
还是没亮。
“灯泡烧了。”她说。
我把报纸拆开，拿出那枚40瓦灯泡。
“有梯子吗？”
“凳子行吗？”
她从客厅搬来一把木凳。
我踩上去，刚好够到灯座。
她站在下面，举着手电筒给我照亮。
光柱有点抖。
我把旧灯泡拧下来，递给她。
“烫吗？”
“不烫。”
她接过去，放在床头柜上。
我把新灯泡拧上去，一圈，两圈，不敢太紧。
“好了。”
我下来，把凳子搬回客厅。
她站在卧室门口，拉了一下灯绳。
灯亮了。
40瓦，暖黄色，把整个房间照成旧照片的颜色。
她站在光里，抬头看着那盏灯。
看了很久。
“谢谢。”
“不用。”
我走到门口。
“小陈。”
我停住。
“你……”
她没有说下去。
我等着。
窗外的风吹进来，把窗帘掀起一角。
“你吃饭了吗？”
她问。
“没有。”
“我也没吃。”
她走进厨房，拉开冰箱，拿出一把挂面，两个鸡蛋。
十分钟后，两碗清汤面端上桌。
她一碗，我一碗。
葱花切得细细的，浮在汤面上。
我没说话，她也 没说话。
面很烫，我吃得慢，怕发出声音。
她吃得也很慢。
筷子碰着碗沿，叮的一声。
窗外是1987年10月的夜。
县城的夜很静，偶尔有自行车驶过，链条声从楼下一直响到远处。
她坐在我对面，低头吃面，一缕头发从耳后滑下来，垂在脸侧。
她没有别回去。
我吃完最后一口，把筷子搁平。
“顾局长。”
“嗯。”
“灯泡以后烧了，您叫我。”
她没抬头。
“好。”
那之后，我没再去过她家。
不是不想。
是不能。
十一月中旬，局里接到一个新任务。
省里要来检查工业系统“双增双节”落实情况，局长办公会开了三天，确定迎检方案。顾清影被抽到材料组，负责主报告撰写。
那段时间她天天加班。
我也加。
她办公室的灯亮到几点，我工位的灯也亮到几点。
有时候她出来倒水，看见我，点个头。
有时候什么也不说，从我桌边走过，步子很轻。
十二月初，省检查组走了。
结论是“落实有力，成效显著”，周局长在全局大会上念了三遍。
散会那天，她把我叫进办公室。
“这段时间辛苦了。”
“应该的。”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纸盒，放在桌上。
“这个给你。”
我打开。
是一支钢笔。永生牌，黑色笔杆，金色笔尖。
“你那个铱金笔，笔尖磨秃了。”她说，“记会议记录划纸。”
我攥着那支笔，没说话。
“写字的人，笔要称手。”
“谢谢顾局长。”
她点点头。
我拿着那支笔，走回工位。
坐下来，把笔帽拧开，又拧上。
拧开，拧上。
窗外那棵法桐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在灰白的天幕里。
1988年春节来得早。
腊月二十三小年，局里开始打扫卫生、分年货。每人五斤带鱼、三斤花生油、一箱苹果。
我去后勤领了顾清影那份，送到她办公室。
她正在接电话。
“……嗯。”
“我知道了。”
“过完年再说。”
挂了电话，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我把年货放在墙角。
“顾局长，您那份放这儿了。”
“好。”
我转身要走。
“小陈。”
我停住。
她睁开眼睛。
“春节回老家吗？”
“回。”
“家里还有什么人？”
“母亲，还有个弟弟。”
她点点头。
“代我问伯母好。”
我愣了一下。
“……谢谢您。”
她没再说话。
春节放假七天，我在老家待了六天。
大年三十晚上，陪我妈包饺子。她把一枚硬币塞进其中一个饺子里，说谁吃到谁来年走运。
我没吃到。弟弟吃到了，硬币硌了牙，嗷嗷叫。
我妈笑着骂他，转头看我。
“启明，在单位谈对象了没？”
“没有。”
“那你们局里没有合适的姑娘？”
“有。”我说，“都不合适。”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正月初六，我坐长途汽车回县城。
四个小时山路，到站时天已经黑透了。
我没回宿舍。
骑车去了城南老县委宿舍。
那栋红砖楼还是老样子，外墙皮又剥落了几块，楼道灯还是坏的。
三楼东边窗户黑着。
她回老家了。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很冷，手冻僵了，捏着车把没知觉。
然后我骑车回去。
1988年春天来得慢。
三月份还下了一场雪，法桐枝丫压弯了，早晨起来，院子里白茫茫一片。
她病了。
不是大病，感冒发烧，李主任批了她三天假。
那三天我照常上班，照常灌开水、分急件平件。
每天下午下班前，骑那辆二八大杠去城南，在她家楼下站一会儿。
二楼东边窗户亮着灯。
我没上去。
第四天早上，她来上班了。
脸色还有点白，但精神还好。
她看见我，点了个头。
我点头回应。
中午，她把我叫进办公室。
“这几天有急件吗？”
“没有。计委来过一个催办函，已经转技改科了。”
“好。”
我站着没动。
她看着我。
“还有事？”
“您……好了吗？”
她愣了一下。
“好了。”
“那就好。”
我推门出去。
1988年4月。
局里来了个年轻人，姓方，二十二岁，刚从省机械学校分配来，给周局长当秘书。
他比我小一岁，但比我会来事。
见人三分笑，茶杯端得稳，给周局长递烟点火的架势一看就是提前练过。
食堂吃饭，他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
“陈哥，来多久了？”
“八个月。”
“顾局长那人怎么样？”
我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
“什么怎么样。”
“就是……好不好相处？”
“很好相处。”我说。
他哦了一声，没再问。
那天下午，他去顾清影办公室送材料。
我在工位上听见他敲门，喊“报告”，声音比平时洪亮。
门开了，他进去。
几分钟后出来，手里拿着签完字的文件。
经过我工位时，脚步顿了顿。
他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读懂了。
没什么恶意，就是打量。
仿佛在说：原来你就待在这。
我低头继续整理报表。
1988年5月。
油嘴油泵厂的技改项目批下来了，省里拨款八十万。
周厂长高兴，非要请顾清影吃饭。
她推辞不过，答应了。
临去前她把我叫进办公室。
“小陈，晚上你也来。”
“我？”
“周厂长那人，我单独应付不来。”她把笔记本收进包里，“你帮我记着点，别让他喝太多。”
那顿饭吃了两个半小时。
周厂长确实能喝，开场三杯白酒，脸红了，嗓门更大了，拉着顾清影敬了一轮又一轮。
她抿了几口，大部分是我挡的。
散席时我喝得有点多，头重脚轻，站在饭店门口吹风。
她走出来。
“能骑车吗？”
“能。”
她把自行车钥匙从我手里拿过去。
“坐后面。”
那天晚上她骑车送我回宿舍。
我坐在后座上，夜风从耳边掠过，带着五月槐花的香气。
县城的路灯还是那么暗，隔好远一盏。
她骑得不快，链条转动的声音一下一下，很稳。
宿舍楼下，她停好车。
“能自己上去吗？”
“能。”
我把钥匙接过来。
她站在自行车旁边，没有马上走。
“小陈。”
“嗯。”
“以后别喝那么多。”
“知道了。”
她转身，推着车走了。
我站在楼道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路灯尽头。
五月槐花落了一地。
1988年6月。
县里开始推行“党政机关年轻干部下基层锻炼”活动，局里分到一个名额。
李主任在会上念文件，念完抬眼扫了一圈。
“谁去？”
没人吭声。
下基层一年，吃住在乡镇，没有加班费，没有交通补贴，提拔时候加一分，但不保证一定能提。
我举手。
李主任看了我一眼。
“陈启明？”
“我去。”
他点点头，在名册上勾了一笔。
散会以后，她把我叫进办公室。
“你申请下基层？”
“是。”
“为什么？”
我站在她办公桌前。
“想去下面看看。”
她没说话。
“而且，”我说，“局里秘书人手够了。”
她看着我。
窗外那棵法桐已经长满新叶，绿得发亮。
“去多久？”
“一年。”
她没再问。
1988年7月1号，我到柳河乡报到。
乡政府在县城东边三十公里，坐班车一个半小时。我分在工业办公室，名义上是副主任，实际上就我一人，负责统计全乡乡镇企业产值。
柳河乡有个造纸厂，还有个砖瓦厂，都半死不活。厂长天天往乡政府跑，要贷款、要政策、要减免税收。
我跟着分管副乡长下去调研，走了半个月，把两个厂的情况摸了一遍。
晚上没事干，就着煤油灯写材料。
不是局里要的，是我自己想写。
写这个厂为什么搞不好，砖瓦质量不达标，造纸设备还是六十年代的，产品卖不出去，工人发不出工资。
写了大半个月，攒了三万多字。
不知道写给谁看。
九月底，我给局里寄了一份季度总结。
信封里只装报告，没夹私人信件。
十月中旬收到回信，是办公室统一印发的通报，盖着公章。
没她的字迹。
1988年入冬，柳河乡下了第一场雪。
乡政府宿舍没有暖气，晚上缩在被子里，拿手电筒看书。
看的是《工业企业管理》，县图书馆借的，扉页有块水渍，不知道是哪个读者留下的。
十二月初，收到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落款写着“县工业局”，字迹很熟。
我拆开。
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只有一行字。
“君子兰开花。”
是她写的。
我把那张信纸看了很久。
然后折好，压在枕头底下。
那晚我睡得特别踏实。
1989年3月，我结束下基层，回到局里。
一年时间，柳河乡的砖瓦厂换了承包厂长，造纸厂关停并转。我那份三万字的调研报告被县经委转发，加了编者按，说“基层年轻干部作风扎实”。
局里给我加了半级工资。
回局第一天，我先把那盆绿萝从窗台搬到工位。
一年没人管，它没死，叶子蔫了大半，浇了两天水又精神起来。
我把她写的那张信纸从行李里取出，夹进笔记本。
然后去她办公室报到。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还是那件深灰色翻领衬衫，头发还是那枚黑发卡别着。
一年不见，好像没变，又好像变了。
“回来了？”
“是。”
她点点头。
“调研报告写得不错。”
“谢谢顾局长。”
她没再说话。
我站着。
她也坐着。
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叶片肥厚，油绿油绿的。
中间抽出一支花箭。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春天开的，”她说，“开了一个月。”
我看着那支花箭。
已经谢了，只留下干枯的花茎，直直立在叶丛中间。
“是什么颜色的？”
“橘红。”
我没见过君子兰开花。
橘红色。
我把它记在心里。
1989年秋天，局里开始传一些话。
关于顾清影的。
说她前夫在省里又上了一个台阶，省计委副主任，明年可能要进常委。
说她当年离婚是净身出户，什么都没要，为的是不影响他的仕途。
说她在县里待不长，迟早要调走。
我没参与议论。
但那些话像灰尘，落得到处都是，擦不干净。
十月底，省里来了一份调令。
顾清影调任省经委技术改造处副处长。
正科提副处，平调，不算高升，但平台不一样。
调令在局长办公会上念了一遍，周局长沉默了很久。
散会后，她把我叫进办公室。
“我要走了。”
“听说了。”
“新来的副局长下周一报到，姓刘，从计委调来的。”
我没说话。
“你的工作，李主任会重新安排。”
我还是没说话。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还是那个纸盒。
我打开。
是一块手表。上海牌，机械表，表盘是乳白色，指针细长。
“这一年辛苦，”她说，“算是局里的一点心意。”
我攥着那个盒子。
“不是局里。”我说，“是您。”
她没否认。
“谢谢顾局长。”
她站起来。
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窗外那棵法桐的叶子已经开始落了。
“小陈。”
“嗯。”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看着她的背影。
“没什么打算，”我说，“好好工作。”
她没说话。
过了很久。
“那就好。”
1989年11月6号。
她调走的前一天。
下午下班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天黑。
那盆绿萝已经长到二十多片叶子，爬满半个隔断。
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她带不走，留给了局里。
新来的刘副局长说不要，摆我窗台边。
我给它浇了一遍水。
七点半，天全黑了。
我骑车去城南。
老县委宿舍那栋红砖楼还在，楼道灯还是坏的。
三楼东边窗户亮着。
我站在楼下，看着那扇窗。
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
站了二十分钟。
然后我骑车回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局里开了个简单的欢送会。
周局长讲话，肯定顾清影同志在工业局工作期间的成绩，祝她在新的岗位取得更大进步。
她发言，感谢组织培养，感谢同志们支持。
三分钟，说完。
大家鼓掌。
散会。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她跟大家一一握手。
轮到我了。
她伸出手。
我握住。
“小陈，好好干。”
“会的。”
她的手很凉。
她抽回去，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
走廊很长，日光灯还是那么白。
她的脚步声一下一下，越来越轻。
门推开，门关上。
走廊空了。
1989年12月。
新来的刘副局长熟悉了工作，开始调整分工。
我被分到技术改造科，负责项目统计，不再担任秘书。
那支永生牌钢笔我收起来了，舍不得用。
那块上海牌手表每天戴着，表盘乳白色，指针细长。
刘副局长看见过一回，问这表不错，哪买的。
我说别人送的。
他没再问。
1990年春天。
局里分来一批大学生，有男有女，朝气蓬勃。
有人叫我陈科长了——技术改造科副科长，刚提的，副股级。
办公室从二楼搬到三楼，窗外看不见法桐，能望见半条街。
那盆绿萝我带过来了，放在新窗台上，叶子垂下来，长得很好。
君子兰也带过来了，养在办公桌角。
三年了，叶片长了六对，油绿油绿的。
还没开花。
1990年5月。
去省城出差的机会落到我头上。
技术改造项目申报，要跑经委、计委、财政厅。
领导问谁去，我举手。
火车两小时，站票，挤在车厢连接处，靠着门抽烟。
旁边一个跑供销的递过来一支烟，我接了，没点火。
省经委在城东，一栋灰色九层大楼，1987年新盖的。
我在楼下传达室登了记，等电梯。
电梯门开，进去，按六楼。
技术改造处。
走廊很长，比县工业局长一倍。
我找到副处长办公室，门关着。
敲了三下。
“进来。”
我推开门。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正低头批文件。
桌上那盏台灯亮着。
她抬起头。
三年了。
她没怎么变，头发还是齐肩，还是那枚黑发卡别着。
只是灰蓝色衬衫换成了灰蓝色西装，领口系得很整齐。
“顾处长。”
她看着我。
“小陈。”
我在她对面坐下。
“局里派我来报项目。”
“材料带来了？”
“带来了。”
我把文件袋放在桌上。
她接过去，翻开，一页一页看。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窗台上也养着一盆君子兰，比县里那盆大，叶片肥厚，中间抽着花箭。
快开了。
她把材料看完。
“项目条件成熟，回去等批复。”
“好。”
我把材料收回来，装进文件袋。
站起来。
“那我回去了。”
她点点头。
我走到门口。
“小陈。”
我停住。
“君子兰开花了。”她说。
我回头。
窗台上那盆君子兰，花箭顶端裂开一道细缝，露出一点橘红。
“还没全开，”她说，“后天应该差不多了。”
我站在门口。
“开的什么颜色？”
“橘红。”
我点点头。
推门出去。
走廊很长，日光灯很白。
我走了三十七步，等电梯。
电梯门开，进去，按一楼。
1990年到1995年，我去了七次省城。
不是次次都去经委。
有时候是计委，有时候是财政厅，有时候只是路过。
但只要去，就一定去六楼。
有时候送材料，有时候取批文，有时候什么事也没有，就在她办公室坐十分钟。
她泡茶，我喝。
她问县里的事，我说。
她没问过我个人的事。
我也没问过她的。
1992年春天，我结婚了。
对象是局里财务科的小林，会计，比我小三岁，人本分，长相普通。
介绍人是办公室老李，撮合了三回，我点了头。
婚礼在县城招待所办的，八桌，烟酒自备。
她没来。
也没随礼。
那天下雨，我穿着租来的西装站在门口迎宾，皮鞋进水了，脚趾头泡得发白。
晚上送完客人，回到新房。
小林已经把床铺好了，素色床单，两个枕头并排放着。
她坐在床边，紧张得不知道把手往哪放。
我在椅子上坐着。
坐了很久。
“累了，睡吧。”
小林说好。
那晚我躺在婚床上，听着身边陌生的呼吸声，一夜没睡。
窗外的雨下到天亮。
1993年，儿子出生。
六斤八两，哭声响亮。
我妈从老家赶来伺候月子，抱着孙子舍不得撒手，说这孩子像启明，眉眼一模一样。
我给儿子取名陈晓。
没有特殊含义，就是晓得的晓。
小林说这名字太简单。
我说简单好记。
1995年，局里改制，工业局改为工业经济委员会。
我被提为技改科科长，正股级，管七个人。
办公室从三楼搬到五楼，窗外能看见整条街。
那盆绿萝已经长到四十多片叶子，爬满半个窗台。
君子兰换了三次土，还是没开花。
1996年夏天，省里来了个调研组。
她带队。
七年了。
她头发白了一些，那枚黑发卡还是别在耳后。
调研组在县里待了三天，开座谈会，下企业调研，晚上县委接待。
我全程陪同。
第三天下午，送调研组回省城。
大巴车停在县政府门口，她最后一个上车。
我站在车门口。
“顾处长，一路顺风。”
她点点头。
踩上车门踏板，又停下来。
没回头。
“你那盆君子兰，换换土。”
“换了三次。”
“还缺光照。”
“窗台朝北。”
她沉默了几秒。
“……调个方向。”
“好。”
她上车，车门关上，大巴驶出政府大院。
我站在原地。
八月的太阳很毒，晒得后背发烫。
1997年，我离婚了。
小林提的。
她说这八年，我在家里像个客人。
话不多，笑不响，心思不知道在哪。
她累了。
我没挽留。
房子、存款、儿子的抚养权，她要什么给什么。
协议签完那晚，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
那盆君子兰放在窗台，还是没开花。
儿子跟小林回了娘家，周末我去看。
他六岁，趴在茶几上画画，蜡笔把纸涂得乱七八糟。
“爸爸，你画的什么？”
“花。”
“这花怎么没颜色？”
“还没开。”
他哦了一声，继续画他的小汽车。
1999年。
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县里一大批企业关停并转。
我负责的技术改造科改成企业改革科，任务从“技改”变成“改制”。
油嘴油泵厂在那一年破产。
周厂长退休了，一个人在厂区传达室当门卫，每天对着那排长满狗尾巴草的车间屋顶发呆。
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
“陈科长，这个厂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
我不知道说什么。
临走时他追出来，把一只搪瓷缸塞给我。
“这是当年顾局长留下的，你帮我……还给她。”
那是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缸，红漆磕掉好几块。
我接过缸子。
第二天，我买了去省城的车票。
2000年1月1号。
新世纪第一天。
省经委已经改成省经贸委，大楼重新装修过，灰色外墙贴了白瓷砖。
六楼还是技术改造处，牌匾换了新的，门也换了新的。
我敲门。
开门的是一张陌生面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眼镜。
“找谁？”
“顾清影，顾处长。”
他愣了一下。
“顾处长前年就调走了。”
“调去哪了？”
“省机械工业协会，当副会长。”
他又顿了一下。
“不过去年她也退了。”
我站在门口。
“……退哪儿了？”
“听说是回老家了，具体什么地方不清楚。”
他把门关上。
我站在走廊里。
二十年。
从1980到2000。
我在这个系统待了十三年。
她在这个系统待了多少年，我不知道。
2000年到2005年。
国企改革基本完成，我所在的工业经济委员会几经撤并，最后并入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我的职务从科长改称主任科员，管的人从七个变成一个。
那盆君子兰还在窗台上，十年没开花。
我把土换了第四遍，把花盆从北窗台搬到南窗台。
2003年春天，它终于抽了一支花箭。
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它。
花箭一天天长高，顶端鼓出苞来。
4月17号，第一朵花开了。
橘红色，六瓣，像小喇叭。
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那天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他上初中了，住校，周末才回来。
电话接起来，那边很吵，有人在喊他打球。
“爸，有事吗？”
“没事。”我说，“家里的君子兰开花了。”
“哦。”他顿了一下，“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那我挂了，同学等我。”
电话挂断。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朵橘红色的花。
开得很安静。
2008年。
我妈去世了。
她走之前那几天，一直拉着我的手，说放心不下我。
“启明啊，你一个人这样过，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没说话。
“你心里是不是有人？”
我还是没说话。
她叹了口气。
“妈不问了。”
她把我的手放进被子下面，闭上眼睛。
那年我四十三岁。
2012年。
儿子考上大学，去了上海。
送他上火车那天，他站在车厢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爸，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
“没什么打算，”我说，“好好工作。”
他点点头。
火车开走了。
我站在月台上，直到列车消失在远处。
2015年。
我退休了。
五十岁，工龄二十八年。
办完手续那天，我把办公室的东西收拾进纸箱。
文件、笔记本、钢笔、那块上海牌手表、那盆君子兰。
那盆绿萝也在，养了二十八年，叶子换了一茬又一茬，还是那些绿。
门卫老周帮我搬箱子，从五楼搬到车后备箱。
“陈科长，你这盆花养了多少年？”
“二十八年。”
他啧了一声。
“比我儿子年纪还大。”
我笑笑。
开着那辆开了十五年的桑塔纳，驶出政府大院。
法桐还是那两棵，树冠比以前更大了，遮住半边院子。
蝉叫得还是那么响。
2016年。
儿子在上海工作了，过年回不来。
我一个人在家，包了六十个饺子，冻在冰箱里。
年夜饭吃了十二个，剩下的明天继续吃。
电视里放着春晚，小品很吵，我没看。
把那盆君子兰搬到茶几上。
它又开了几朵花，还是橘红色。
我对着花，喝了一杯酒。
2019年。
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落款写着“省机械工业协会老干部处”。
字迹不熟。
我拆开。
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只有一行字。
“君子兰开花。”
三十一年。
我攥着那张信纸，坐在窗前，从下午坐到天黑。
那晚我找出了她的地址。
省城，夕阳红老年公寓。
2020年10月。
我坐长途汽车去省城。
四个小时，窗外是从小看到大的丘陵地貌，秋天，田里稻子黄了，正在收割。
老年公寓在城郊，一栋六层灰楼，院子里种着桂花，开得正好。
我在接待室登了记，报她的名字。
工作人员查了电脑。
“顾清影，302房。”
电梯上三楼。
走廊很长，水磨石地面拖得很干净，两边墙上挂着老人画的水彩画。
302，门半掩着。
我敲门。
“进来。”
我推开门。
她坐在窗边的藤椅上，膝上搭着一条薄毯，正对着窗外。
窗外那棵桂花树开满了金黄色的花，风一吹，落几瓣在窗台上。
她转过头。
三十三年了。
她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那枚黑发卡还在耳后，别着稀疏的白发。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
“小陈。”
她先开口。
“是我。”
她慢慢笑了。
不是客气那种笑。
是从心里溢出来的那种笑。
“你怎么找到的？”
“你给我写了地址。”
她愣了一下。
“我写了？”
“信封上有。”
她想了想，好像记不太清了。
“老了，”她说，“记性不好。”
我在她对面坐下。
窗台上也养着一盆君子兰，叶片肥厚，油绿油绿的，中间抽着两支花箭。
“您还在养。”
“养了三十几年，”她说，“开过几次，不多。”
我看着那盆花。
“我那盆，2013年开了。”
“什么颜色？”
“橘红。”
她点点头。
“那就是对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后来……”
她没说完。
我知道她问什么。
“离了，”我说，“儿子在上海工作。”
她没说话。
“您呢？”
“一个人。”她说，“退了以后就搬这来了，清净。”
窗外的桂花还在落。
“您那灯泡，后来还烧过吗？”
她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烧过几回，”她说，“自己学会了换。”
“螺口还是卡口？”
“螺口。”
我点点头。
“那就好。”
她看着窗外。
“那年你送来那枚灯泡，”她说，“我还留着。”
我攥着藤椅扶手。
“40瓦，”她说，“现在买不着了。”
夕阳的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我坐了很久。
直到护工推门进来，提醒该量血压了。
我站起来。
“我回去了。”
她点点头。
“下次还来吗？”
“来。”
我走到门口。
“小陈。”
我停住。
她没回头。
“这三十三年，”她说，“我常常想起你。”
窗外的桂花还在落。
一片，两片，三片。
“我也是。”我说。
2021年春天，我搬到了省城。
在老年公寓附近租了间小房子，一室一厅，朝南，阳台能晒到太阳。
那盆君子兰也带来了，放在窗台上。
每周二、四、六，我去302房。
有时候带水果，有时候带报纸，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一下午。
她教我下象棋。
我学得很慢，她也不急，一步一步讲。
“马走日，象走田。”
“这步炮二平五，是当头炮。”
“将军。”
我把老帅挪开。
“输了，”她说，“再来一局。”
我说好。
2022年秋天。
她住院了，冠心病，老毛病。
我在病房陪了半个月。
那天傍晚她醒过来，看见我趴在床边睡着了。
她没叫醒我。
护工后来告诉我，她就那样看着我，看了很久。
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把目光移开，看着窗外的银杏树。
“小陈。”
“嗯。”
“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
她点点头。
“还年轻。”
“您也还年轻。”
她摇摇头。
“我八十五了。”
我没说话。
她把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
我握住。
很轻，很瘦。
骨节还是那样，干净，指甲剪得很短。
“那年你来我家修灯泡，”她说，“我把锅烧干了。”
我愣了一下。
“面条还没下锅，光顾着看你了。”
她看着窗外。
“面没煮成，你饿着肚子回去了。”
我攥着她的手。
“后来您给我下了面。”
她没说话。
“清汤面，加了鸡蛋。”
她慢慢转过头，看着我。
“你记得。”
“记得。”
窗外的银杏叶落了一地。
2023年3月。
她出院了。
我接她回老年公寓。
路过花店，我下车买了一盆君子兰。
刚抽箭的，苞鼓鼓的，过几天就要开。
“送您。”
她接过去，放在膝上。
“什么颜色的？”
“橘红。”
她点点头。
“好。”
2024年1月。
她身体越来越差了。
医生来查房，私下跟我说，家属要有准备。
我在床边守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凌晨，她醒过来。
窗外天还没亮，只有路灯的光透进来。
“小陈。”
“我在。”
她看着我。
看了很久。
“那年你送来那枚灯泡，”她说，“我一直没舍得用。”
我握着她的手。
“我怕用完了，就没了。”
我没说话。
“后来你写的那封信，”她说，“我也收到了。”
我一愣。
“什么信？”
她没回答。
她闭上眼睛。
“困了，”她说，“你陪我再坐一会儿。”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窗外慢慢亮起来。
2024年1月17号，清晨六点二十三分。
她走了。
护工进来量血压，发现她的心跳已经停了。
手还是温的。
我握着那只手，很久没有放开。
整理遗物的时候，我在她床头柜最底层发现了一个铁皮盒子。
是老式饼干盒，盖子生锈了，费了好大劲才撬开。
里面没有饼干。
有一枚灯泡，40瓦，螺口。
有一支钢笔，永生牌，黑色笔杆，笔尖已经磨秃了。
有一张信纸，折成四折，边角泛黄。
我打开。
是我的字迹。
1989年11月5号。她调走的前一天晚上。
我在宿舍写的那封。
没寄出去。
我以为扔了。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拿到，怎么拿到的。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
“顾局长，君子兰开花。”
2024年清明。
我回了一趟县城。
工业局早就没了，那栋灰楼拆了，原地盖起一座商业综合体，门口停满了共享单车。
法桐也没了。
城南老县委宿舍还在，那栋红砖楼孤零零立在小区中央，外墙刷了新漆，楼道灯修好了，亮着白惨惨的光。
三楼东边，窗户关着。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然后骑车去了公墓。
她葬在县城北边的凤凰山，坐北朝南，能望见老城。
墓碑是简单的灰花岗岩，刻着名字，生卒年，下面一行小字。
“故显妣顾母清影之墓”。
没有立碑人。
我在墓碑前蹲下。
把那枚40瓦灯泡放在碑座上。
又把那支永生牌钢笔放在旁边。
“灯泡用完了，”我说，“还有新的。”
风吹过松林，哗哗响。
我站起来。
站在那里，看着碑上的名字。
顾清影。
1987年7月16号，我第一次喊这个称呼。
“顾局长。”
2024年4月5号，我最后一次喊。
“顾清影。”
没有回音。
2025年除夕。
我一个人在省城那间小房子里过年。
儿子打电话来，说今年还是回不来，等五一再说。
我说好。
冰箱里还有半袋速冻饺子。
我煮了十二个，吃完，把碗洗了。
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开花了。
橘红色，六瓣，三朵。
我给它浇了一遍水。
从抽屉里拿出那封泛黄的信纸。
“顾局长，君子兰开花。”
三十六年。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纸折好，放回铁皮盒子。
盒子放在枕头边。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
轰，轰，轰。
彩色的光透过窗帘，一闪一闪，落在那盆君子兰的花瓣上。
2026年2月12号。
今天。
窗外又落雪了。
老年公寓院子里的桂花树压弯了枝，白茫茫一片。
302房有了新主人，是个八十七岁的老工程师，喜欢听京剧，每天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声。
我每周二、四、六还去。
带水果，带报纸，陪他下象棋。
他走棋很慢，每一步都要想很久。
我不催。
楼下花店那盆君子兰还摆在那里，还是橘红。
我每次路过都看一眼。
没买。
家里那盆开得正好。
我坐在窗前，对着那盆花，泡了一杯茶。
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一根一根竖起来。
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雾，我用手指划了一道。
外面什么也看不清。
只看见白茫茫的雪，落了一层又一层。
手机响了一下。
儿子发来消息：爸，今年五一我一定回。
我回：好。
把手机放下。
窗台上那盆君子兰的叶片上落了一点灰。
我拿湿布轻轻擦干净。
擦得很慢。
很轻。
（全文完）
本文标题：87年我给女领导当秘书，她丈夫出差，她让我去她家修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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