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1日黄昏，黑龙江大兴安岭库楚河畔，零下45度的极寒，将空气凝成锋利的冰刃，呼号的寒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如刀割一般生疼。

　　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支队长王明贵，裹着打满三层补丁的旧棉袍，睫毛上结的冰碴 厚达半指，他俯身查看羊皮地图时，冻裂渗血的手掌，在地图上留下淡淡的血痕。

　　身旁的宣传科长陈雷（原名姜士元），正用桦树皮蘸着雪水，擦拭着缴获的三八大盖，这位曾担任佳木斯地下党书记的知识分子，棉裤的膝盖处，早已经磨破，露出了皮肉，冻得发紫但他却毫不在意。

　　这支刚经历余庆老沟突围的部队，仅剩下130余人，自1月下旬起，日军调集了1.2万余日伪军，3000余名森林警察队，500名伪满矿警队，合计1.5万余人的讨伐队，对三支队展开了地毯式的围剿。

　　战士们已经连续七天，没有粮食了，干粮袋空空如也，只能靠啃食冻硬的桦树皮、挖掘冻土下的草根充饥，树皮需要在口中捂软，半个小时才能下咽，苦涩的汁液，灼烧喉咙，草根混杂着泥沙，嚼碎后满嘴是血沫。

　　“支队长，在东侧二里地，发现了日军的侦察兵，穿着白色伪装服！”

　　通讯员小魏的呼喊，打破了寂静，他的棉帽耳罩早已经脱落，耳朵冻得红肿透亮。王明贵猛地起身，腰间的驳壳枪，撞在树干上发出闷响，抬头看见两架日军侦察机，低空掠过，机翼下的太阳旗，在苍茫的雪原上，格外刺眼。

　　“抢占两侧无名山头！化整为零，设阻击点，按预定方案布防！”

　　王明贵的命令，在寒风中穿透力十足，战士们心中清楚，这是掩护大部队向苏联境内转移的关键一战，唯有死死的钉住敌人，才能为战友争取生机。

　　无名山头，沿着库楚河一字排开，最高海拔不足百米，却能俯瞰整个峡谷要道，是阻击的天然屏障。

　　战士们用刺刀和工兵铲，挖掘雪沟，冻土坚硬如铁，每一铲下去，仅能留下一道白痕，手掌磨出的血泡，瞬间冻成冰粒，破裂后与工兵铲粘在一起，扯开时又是一片血肉模糊。

　　每个山头都筑起三道雪墙，外层高1.2米，预留狭窄的射击孔，内侧挖设双人藏身洞，洞口用松枝与积雪层层伪装，与雪地融为一体。

　　伪装工程尤为关键，战士们将破旧的军衣、毡帽套在冻硬的树枝上，捆扎成108个假人，或蹲或卧，或作瞄准状，均匀的分布在雪墙后方，每个山头点燃三堆湿柴，让浓烟在暮色中缓缓升腾，形成看似庞大的营盘。

　　三班长赵铁山，是猎户出身的老兵，特意在篝火旁撒下吃剩的桦树皮碎屑，又把几双鞋，摆成仓促撤离的姿态，低声对战友说：“鬼子疑心重，这些细节，能多骗他们半天，咱们的命就多一分希望。”

　　2月12日拂晓，天刚蒙蒙亮，三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库楚河的寂静。负责警戒的战士老张，趴在最东侧的山头，发现了身穿白色伪装服的日军，潜伏在树林边缘，他果断的扣动扳机，子弹精准的击中了领头日军的肩膀。

　　日军立刻还击，密集的子弹，如冰雹一般砸在雪墙上，雪块飞溅，假人的胳膊被打断，军衣上布满弹孔。老张刚想转移阵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鲜血在雪地上快速晕开，短短三分钟，便冻成了暗红色的冰痂，他的手指仍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眼睛圆睁着，望向峡谷的入口。

　　“鬼子的主力上来了！务必守住阵地！”

　　王明贵嘶吼着，举枪射击，他的枪栓因严寒，多次卡死，每次射击后，都要快速的哈气，来融化冰霜，才能完成下一次上膛。

　　日军如潮水一般，向山头涌来，白色伪装服与雪地，难分彼此，战士们只能靠枪口的火光，来判断敌人的位置。

　　陈雷趴在雪墙后面，精准点射，他的枪法在地下党时期，便苦练成型，每两枪就能放倒一名日军，但日军人数悬殊，很快就逼近山脚，日军的坦克，陷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无法前进，便用平射炮，不断的轰击雪墙，山头被炸得碎石飞溅，积雪层层崩塌，战士们就用积雪快速填补，死守射击孔。

　　上午九时许，三架日军轰炸机，赶来支援。王明贵立刻下令：“保持篝火燃烧，假人不动，所有人撤入藏身洞！”

　　日军果然被假象迷惑，轰炸机对着空无一人的山头，狂轰滥炸，炸弹落地时，掀起十几米高的雪雾，冻土与碎冰，如暴雨一般，砸在周围的山头上，一个假人被气浪掀飞，在空中划出一道悲壮的弧线。

　　“给我冲！”

　　赵铁山抓住轰炸的间隙，带领两名战士，踩着鄂伦春猎手传授的桦木滑雪板，冲出雪沟，滑雪板在雪地上，滑行如飞，日军根本来不及反应。日军的机枪手，刚换完弹夹，便被赵铁山一刀劈断了臂膀，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雪地，战士小王，趁机夺过轻机枪，对着日军人群扫射，当场放倒十七人。

　　在激战中，一枚炮弹弹片，划过了陈雷的右手腕，动脉瞬间破裂，鲜血如喷泉般涌出，染红了身前的雪地。卫生员李长德，立刻扑了过来，情急之下，撕下了干桦树皮，反复碾压伤口止血，再用双层绑腿带，紧紧的勒住手腕，层层缠绕固定。

　　陈雷疼得浑身抽搐，牙齿咬碎了口中的桦树皮，却始终未哼一声，包扎完毕后，他用左手拿起步枪，继续瞄准射击，又接连放倒三名日军。

　　不远处的七大队大队长任德福，全身十八处负伤，双腿被弹片击伤，无法站立，便趴在雪地里指挥战斗，胸前的伤口，渗血不止，在雪地上积成一小片血冰，却依旧嘶吼着，下达作战命令。

　　战役进入到第三天（2月14日），气温再度降至零下48度，这是库楚河冬季的极端低温。战士们的棉鞋，大多冻成了坚硬的冰壳，走路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不少人的脚趾，已经冻伤坏死，失去了知觉，只能靠意志力，来挪动脚步，有的战士手指冻僵，无法扣动扳机，就用牙齿咬开手榴弹的引线，朝着日军扔去。

　　四班长王老三，带着战士们在雪地里设下简易的陷阱，幸运的捕到一只兔子，全班八个人，每个人分一点，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每个人的嘴角，都沾着淡淡的血迹，这是他们三天来，吃到的唯一的一点荤腥。

　　日军的进攻愈发疯狂，他们集中重炮，轰击中间的三座核心山头，雪墙接连坍塌，战士们便用冻硬的战友的遗体，堆砌成临时屏障，继续架枪抵抗。

　　六班长陈刚，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辍学生，为了参军抗日，他放弃了学业，他带领战士们，挖掘连通各山头的雪下交通壕，壕沟深一米、宽半米，战士们在壕沟中匍匐前进，实现了各班组互相支援，弥补兵力不足的劣势。

　　当日军集中一个中队的兵力，攻打六班阵地时，陈刚的左臂，被炮弹炸断，骨头外露，鲜血染红了整条胳膊，他咬着牙，用绷带紧紧的缠住了残肢，抓起一颗手榴弹，拉开引线，嘶吼着，朝着日军的人群冲去，与五名日军同归于尽，爆炸的气浪，将周围的积雪掀飞，露出发黑的冻土。

　　2月16日的深夜，战役进入到第五天，十个阻击班组，已经有七个，全员阵亡，没有一人投降、没有一人退缩。

　　七班长周叶，腹部中弹，肠子顺着伤口流出，他用裹腿带，紧紧的缠住腹部，强忍剧痛，趴在雪地里指挥射击，直到最后一口气，仍在嘶哑地喊着“守住山头！掩护大部队！”。

　　卫生员李长德，在往返各山头抢救伤员时，腹部被流弹击中，他捂着伤口，艰难的爬向弹药箱，将最后三箱手榴弹，推给了战友，自己则靠在雪墙上，对着日军冲来的方向，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数名日军同归于尽。

　　此时，王明贵身边仅剩下25人，其中11人重伤，失去了作战能力，子弹也所剩无几，每支枪平均只剩3发子弹，战士们开始收集石头，把桦木杆磨尖，准备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陈雷的后颈部，又添了新伤，鲜血顺着脖颈流进衣领，冻成了坚硬的冰壳，但他仍然坚持用左手，写作战命令，与王明贵商议突围方案。

　　日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他们举着喇叭，向山上喊话劝降，并承诺给予热食、棉衣，既往不咎，

　　王明贵听完，冷笑一声，对身边的战士们说：“咱们是东北抗联的兵，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宁死不当亡国奴！”

　　他下令，将无法携带的重武器，全部拆毁，绝不留给敌人，随后，开始部署突围路线。

　　2月17日黎明，三发绿色信号弹，从西北方向的天空升起，这是大部队已经成功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的信号，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王明贵抓住日军注意力被信号弹吸引的瞬间，立刻下令：“分三路突围，向西南南瓮河汇合！”

　　战士们互相搀扶着，重伤员被轻伤员背在后背上，借着晨雾的掩护，从日军包围圈的缝隙中，悄悄穿行。

　　走在最后的赵铁山，为了掩护战友突围，独自留在主峰进行阻击，他打完最后一发子弹后，抱着一名冲上来的日军军官，纵身滚下了悬崖，两人一同摔死在谷底的冰河中，用生命为战友争取了最后的突围时间。

　　这场历时六天六夜的库楚河阻击战，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牺牲102名战士，仅25人成功突围，其中7个阻击班组的56名战士，全部长眠于库楚河畔的雪原上。日军在战报中哀叹：“此役，我军伤亡超两千，视为北满讨伐作战最痛之损失”，

　　他们始终未能料到，区区百余名抗联战士，竟能在极寒的雪原中，死死牵制1.5万余人的讨伐队六天六夜。

　　战后，当地的鄂伦春猎手，在巡山时发现了雪地里的烈士遗体，他们有的仍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有的紧紧的抱着武器，有的互相依偎着取暖，仿佛只是陷入了沉睡。

　　猎手们含泪，将烈士遗骸一一收集，安葬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向阳坡，用石头堆砌成简易的墓碑，每一块石头上，都用刀尖刻着一个小小的“抗”字，默默守护着这些为守护家园牺牲的英雄。

　　1942年2月26日，王明贵、陈雷带领部队突围后，仅剩的11名战士，从呼玛县旺哈达成功越过边境，进入了苏联境内的抗联野营部队，后续编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八十八旅，继续开展抗日斗争。陈雷伤愈后，始终坚守在抗联宣传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长，直至晚年，他仍然经常专程前往大兴安岭库楚河战役遗址，为牺牲的战友，献上一束桦树枝，告慰那些长眠于雪原的英魂。

　　本文标题：1942年库楚河阻击战，抗联130人，对抗日军15000人，死战不退

　　本文链接：http://www.gzlysc.com/junshi/23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