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军51军军长，在上海率4万3千人起义，按投诚优待，结局如何

　　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85年，上海，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从副市长手中接过一纸证书。就这么薄薄一张纸，他等了三十六年。证书上写的是"起义人员"四个字。

　　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对刘昌义来说，这四个字比任何勋章都重。因为从1949年到1985年，他头上顶着的一直是另外两个字——"投诚"。

　　起义和投诚，差一个词，差的是一辈子。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1949年5月。

　　上海战役打响了，解放军兵分多路逼近上海，国民党守军在外围节节败退。这时候，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做了一件很"汤恩伯"的事——他重新启用了一个赋闲多年的杂牌军将领，刘昌义。

　　为什么说"很汤恩伯"？因为他不是看重刘昌义，而是需要一个替死鬼。

　　事情是这样的。

　　51军原来的军长王秉钺，5月16日在浦东白龙港被解放军俘虏了。这支部队在渡江战役中就被打得只剩几千人，王秉钺为了不被追责，一直虚报兵力说还有上万人。

　　结果仗打到浦东，一个夜晚风雨交加，解放军追上来，51军两个小时就溃散了。

　　军长没了，部队也快没了。汤恩伯把残兵收拢起来，凑了两个团，还是挂51军的牌子。

　　然后他做了个安排：让刘昌义当这个51军的军长，再把同样是杂牌的21军和123军拉过来，拼成一个所谓的"北兵团"，驻守苏州河以北。

　　这个安排的意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让杂牌军守着市区当最后一道挡箭牌，掩护嫡系部队从吴淞口上船跑路。

　　你可能会问，刘昌义不傻，他看不出来吗？

　　他当然看得出来，不光看得出来，他心里早就有别的打算了。

　　要理解刘昌义在1949年5月的选择，得先知道他前半辈子过的什么日子。

　　1922年，河北高阳的一个年轻人在保定参了军，后来辗转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冯玉祥手底下，刘昌义一路从基层干到了师长。

　　那几年是他军旅生涯里最舒心的时光——冯玉祥治军严明，虽然条件苦，但上下齐心，没那么多蝇营狗苟的事。

　　好景不长，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败了，部队瓦解，刘昌义也跟着失了业。他跑到天津，办了一阵子报纸，过了两年闲人的日子。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搞了一个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召集旧部抗日。刘昌义二话不说就去了，被任命为第四十六师师长。这段经历很关键——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是吉鸿昌，后来证实是共产党员。

　　但当时吉鸿昌的身份没公开，所以后来有人拿这事说刘昌义早就和中共有联系，其实站不住脚，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就明确讲过这一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昌义在张家口组织义勇军，打游击。退到河南以后，他竟然诈降日伪军。等日军派人来点验部队的时候，他突然反戈一击，当场干掉了十几个日军军官，歼灭了六百多日伪军。

　　这一仗打出了名堂，重庆方面很高兴，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十五军，给了他一个中将军长的头衔，还发了三级云麾勋章。

　　但你别高兴得太早，蒋介石对杂牌军的态度，历来是"用的时候往前推，不用的时候往后踢"。1945年初，蒋介石以"升任第十九集团军副司令"为名，把刘昌义的军长职务给撤了。

　　名义上升了官，实际上没了兵，一个抗战中拿过勋章的中将军长，就这么被"体面地"挂起来了。

　　从那以后，刘昌义就成了一个光杆副司令，在第一绥靖区挂名，没兵没权没人搭理。到1948年底，绥靖区司令部被迫迁到崇明，他连崇明都懒得去，索性以"治病"为由住在上海新亚饭店。

　　一个曾经的中将军长，混到在旅馆里"养病"度日，你说窝囊不窝囊？

　　1948年秋天，还住在新亚饭店的刘昌义迎来了一个关键的客人。

　　他的老朋友刘云昭——当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暗地里已经是民革的地下成员，带他去见了王葆真。王葆真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派到上海的军事特派员，专门做策反蒋军的秘密工作。

　　王葆真向刘昌义交了底：民革的性质、任务，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刘昌义听完，说了一句话："卓老（王葆真号卓山），我听您的。"

　　1948年11月16日，在八仙桥永川医院王葆真的病房里，刘昌义正式加入了民革。在场的只有四个人：王葆真、刘云昭、刘昌义，还有一个叫梁佐华的民革成员。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后来能证明刘昌义1948年就参加了民革的活人证，就只剩下梁佐华一个。因为刘云昭1962年病逝了，王葆真1977年也走了。

　　不过加入民革是一回事，真正起义是另一回事。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5月，中间隔了半年多，这半年里，刘昌义在做什么？

　　说实话，他在等，等一个时机，也等一个保证。

　　蒋介石长年在部下面前讲共产党的"坏话"，说什么起义过去也会被清算，刘昌义不是没有顾虑。他和共产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民革是民革，共产党是共产党，他需要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信号。

　　1949年5月25日，信号来了。

　　那天上午，解放军已经控制了苏州河以南的整个市区。汤恩伯和陈大庆等人前一天就上了吴淞口外的军舰，跑了。留下刘昌义和他的"北兵团"——说是兵团，其实就是一堆被抛弃的杂牌残部。

　　地下党这边派了一个叫王中民的人来联络，王中民原来是王秉钺的老朋友，解放军81师政委罗维道和地下党策反专家田云樵安排他过桥谈判。

　　王中民举着一块写了"和平使者"的牌子，在两名解放军参谋的护送下，走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进了51军防区。他到了军部，发现坐在那里的不是王秉钺。王秉钺早就在浦东被俘了，而是刘昌义。

　　刘昌义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谁相信你能代表共产党？"

　　王中民说："你可以跟对岸的共产党代表直接通电话。"

　　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是田云樵。田云樵把话说得很明白，突围不可能了，放下武器是唯一的出路。他代表解放军欢迎刘昌义过桥谈判，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但刘昌义还是犹豫，他提出要见陈毅。陈毅当时不在前线，赶不过来，最后是解放军27军军长聂凤智拿出了陈毅的手令，刘昌义这才下了决心。

　　随后，刘昌义带着王中民和51军军法处长魏震亚，坐上吉普车，在两辆坦克的护送下通过造币厂桥，到苏州河南岸和解放军81师政委罗维道正式谈判。

　　双方商定51军在当晚将苏州河造币厂桥以西的防区移交给解放军，部队集中到江湾体育场；21军、123军也一起缴械，向大场方向集结。

　　就这样，苏州河以北四万三千多名国军放下了武器。整个苏州河北岸的城区得以保全，没有变成巷战的废墟。

　　这件事放在上海解放的大叙事里，分量不轻。要知道，解放军攻打上海执行的是严格的城市保护政策，市区内不准动用重武器。

　　苏州河北岸一旦打起巷战，那些百老汇大厦、邮电大楼的制高点很难拿下来，伤亡和城市破坏都会大得多。刘昌义的这个选择，客观上让上海少挨了很多炮弹。

　　起义完了，问题来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起义将领通常能保留部队建制。陈明仁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1兵团，他本人后来被授予开国上将。董其武、陶峙岳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刘昌义的部队被打散编入了解放军序列。他手底下那些部队本身就是拼凑的残兵，51军只剩两个团，21军和123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保留建制的条件。

　　部队散了，他的身份就跟着变了。按当时的分类标准，部队保留建制的算"起义"，部队打散的算"投诚"。刘昌义个人虽然被按起义将领对待，但整体上被归入了投诚序列。

　　起义和投诚，待遇差别大不大？大。起义将领能安排相应的职务，在政治地位上受到认可。投诚将领就要低一档，说白了就是"你不算坏人，但也不算自己人"。

　　刘昌义没有公开抱怨过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生活，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顾问、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舟山战役期间，他还协助华东局统战部做策反工作，帮了不少忙。

　　但他心里不是没有委屈。

　　1959年，电影《战上海》上映了，片子里有个角色叫"刘义"，原型一看就是刘昌义。但电影把"刘义"拍成了被迫投降的形象，而不是主动起义。

　　刘昌义看完以后特别生气，专门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了信，要求更正。八一厂的回复让他更郁闷："电影里的人物叫'刘义'，又不叫'刘昌义'，您何必对号入座？"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急，你说我是起义的，拍电影拍成了投降的，我还不能说？

　　后来梁佐华回忆，1980年代初的一次民革会议间隙，刘昌义专门找到他，说起当年的事，一再强调："我1948年11月16日参加地下民革的时候就决心待机起义，当时你梁某人是在场的嘛。"

　　梁佐华也确实帮了大忙，作为当年四个在场者中唯一健在的见证人，他为刘昌义写了大量的证明材料，证明刘昌义早在1948年就通过民革组织谋划起义，并非1949年5月被逼无奈的临时之举。

　　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起义人员证明书亲手交到了刘昌义手中。

　　从1949年到1985年，整整三十六年。

　　1994年，刘昌义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岁。

　　回过头看这个人的一生，你会发现，他这辈子，一直在被人当棋子。

　　冯玉祥失败了，他跟着散了；蒋介石不待见杂牌军，他被剥了兵权；汤恩伯需要炮灰，又把他拎出来。等到他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起义，结果因为一个技术性的分类标准，又被归错了队。

　　但他没被命运压垮，他等了三十六年，等到了那张纸。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大人物做大事，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小人物做的事不小，但名字只写在档案里，要等很久很久，才能被翻出来看一看。

　　参考信息来源：

　　1.《新民周刊》——《隐蔽战线斗智斗勇》，该文详细记述了田云樵策反刘昌义的经过，并引用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相关学术判断。

　　百度百科"刘昌义"词条，资料来源标注为《上海市志·人物卷》《上海统战志》等官方文献。

　　3.《解放前上海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简史》（上海民革老档案），其中专页记载了刘昌义参加民革及起义工作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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